史海纵横

越南学校在桂林办学往事

广西文史

越南学校在桂林办学往事

  我是1971年到桂林市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外事小组(即后来的市外事处、市外事办公室)工作的。那时,外事小组只有5个人(后来逐渐增多),虽有大致分工,但主要是团结协作,共同完成外事任务。外事小组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搞好常驻外宾的工作。

  作为与桂林越校(即“九·二”学校)的联络机构,桂林市“九·二”学校联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于1967年成立(其前身为“九·二”学校筹备处、办事处)。成立初期,暂借桂林榕湖饭店办公。1971年8月,“九·二”办公室进驻越南学校,具体负责联络和办理越校的日常工作。

  我到外事小组之后,除了参加外事活动外,领导同志还交给我一项任务:参与每年写外事工作总结,这使我有机会听取有关单位开展外事活动的情况,阅读报送上来的材料,深入到外事单位调研,比较全面地掌握全市外事动态。此外,越南学校总校长伊额,每年都有一次向桂林市革命委员会负责外事工作的主要领导通报学校的全面情况。作为工作人员,我也参加了通报会,从而可以从中更多了解越南学校迁来桂林的历史背景、办校的指导思想、教育方针、人员变动、主要工作、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今后打算,等等。

  根据中越两国政府1966年签订的有关协议和《会谈纪要》,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期间,越方将阮文追学校、越南南方普通学校、越南南方民族学校和越南南方儿童学校迁到桂林办学,中方把这四所学校统称为越南“九·二学校”(其中三所南方学校越方称为“越南南方学生教育区”)。越南“九·二”学校的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由越方负责,中方协助。自1967年初来到桂林至1975年8月,这四所学校先后来桂林的师生共计5186人。其中,阮文追学校师生1542人于1968年8月迁同越南,后来经过逐年毕业生回国、人员变动、因故死亡,以及几所越校内部之间调整等缘故,1975年8月最后回国的三所学校师生为996人。

  在桂林开办的越南学校,有其特殊的背景和环境:当时,越南正处在抗美救国战争之中,越南南方不具备办学条件;越学的学生大部分是南方革命烈士子女和干部子女,还有不少孤儿;越校是在“外国”(中国)办,许多工作需要中国的帮助和支持;而中国正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社会不稳定,经济不发达,物资供应等十分紧张,越校的工作势必受到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越校不仅办起来了,而且成绩突出,多次受到来校视察的越南领导人和越南教育部的表彰和奖励。人们不禁要问:“他们是怎样管理学校、教育学生的?”“他们有什么具体的做法和经验?”这确实值得思考。

  近年来,我把我亲身经历过的事,以及关于越校办学的所见、所闻,进行了梳理,特摘记几段以飨读者。这或许能从中找到一些答案。

  紧跟形势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越校重视对师生们进行越南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的教育,培养、提高师生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使远离祖国的师生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与祖国心连心,每逢抗美救国斗争胜利消息传来时,学校都抓住时机,组织全校师生开展庆祝活动,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英勇斗争,学习、弘扬越南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973年1月27日,出席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的四方代表,正式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根据协定,美国保证尊重越南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美国承担在六十天内,从越南南方撤出全部美国及其盟国的军队和军事人员,不干涉越南南方内政;越南国家的统一将通过和平方法逐步实现,等等。

  自从美国破坏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对越南进行干涉和侵略的十八年以来,美国向越南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出动了五十多万地面部队和第七舰队及多艘航空母舰,还出动了万架飞机,向越南投下近八百万吨炸弹,仅直接军费就达近两千亿美元,企图迫使越南人民屈服。但是,越南四千万人民同仇敌忾,进行了气壮山河的英勇斗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终于迫使美国及其南越傀儡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1月27日,伊额总校长专程到“九·二”办公室将这一喜讯通报给中国同志,与中国同志共同分享胜利的喜悦。他对“九·二”办公室主任戴生佩说:“这是越南人民的胜利,是印度支那各国人民以及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胜利。”他特别强调,“其中,有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巨大贡献”。他谈到,越南北方的稳定能够较快得到恢复,但在进行和平建设中仍会遇到许多困难,“需要三五年才能恢复到1965年以前的样子”;而越南南方可能发生流血的战争,“越南人民需要提高警惕,揭露和粉碎敌人破坏和平协定的种种阴谋”。戴生佩表示将一如既往用实际行动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1月28日,为庆祝和平协定的签署,越校总校办公楼前,悬挂了中越两国国旗和“热烈欢呼关于(签署)停止战争、恢复越南和平协定”的横幅。各分校也悬挂了越南国旗和庆祝横幅,墙上还张贴了“越南劳动党万岁”等标语、口号。下午,南方中学、南方小学师生举行游行,他们抬着写有胡志明主席语录等内容的标语牌,高呼口号,绕校园一周,热烈欢呼越南恢复和平和抗美救国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为庆祝胜利,应越校的要求,桂林市革命委员会派出了由棉纺厂和平山小学组成的业余文艺队,到越校演出。文艺队受到了师生们的夹道欢迎。节目开始前,伊额说,这支业余文艺队曾为越校表演过精彩的节目,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应邀来到越校,与师生们一起共同庆祝越南人民的胜利,他感到非常高兴。他赞扬棉纺厂工人“生产好、文艺好、友谊好”,赞扬小演员不但学习好,还能表演文艺节目。他说:“我校来桂林6年多,学生们身体健康,思想和学习一年比一年进步。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桂林市革命委员会和全市人民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他代表全校师生向桂林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他“祝愿毛主席身体健康”,“祝越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虽然签署了,但西贡当局无视各项条款,不断破坏协定,向越南南方革命政府控制区发动上万次蚕食军事行动,迫害、镇压南方人民,致使南方局势仍处于紧张状态。越南南方人民坚决维护真正的和平、独立和主权,揭露敌人的种种阴谋,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军事挑衅和进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1974年1月,美国不得不又回到谈判桌上,越美双方谈判有望转入签字。1月28日,越校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又举行了游行,他们举着标语,高呼口号,绕校园一周,以表达他们的喜悦心情。

  在我的记忆中,越校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庆祝活动是在1975年5月。从1975年3月越南南方取得了战略意义的胜利之后,为了粉碎美国扶持的伪政权,为了解放西贡,越南南方军民于4月26日开始,发起了“胡志明战役”,4月30日解放了西贡,接着他们又乘胜前进,对敌人发动了总进攻。5月1日越南南方获得了全部解放,越南南方军民取得了彻底胜利。

  5月1日晚上,越校举行盛大游行和集会,欢庆西贡解放。伊额在庆祝大会上简要回顾了西贡解放的经过,高度赞扬越南人民为了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决战决胜的革命精神。他激动地说:“西贡解放了,我们南北方同胞欢聚一堂的愿望很快就要实现了!”他感谢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支持和帮助。当谈到今后的工作时,他强调指出:“我们要在伟大胜利的鼓舞下,努力做好越南人民与兄弟的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工作。”“九·二”办公室全体同志和驻校部队应邀参加了庆祝大会。

  5月16日晚,越校再次举行游行、庆祝大会和电影晚会,庆祝越南南方全部解放和纪念胡志明主席诞辰85周年。在电影晚会前,伊额代表越南教育部,向“九·二”办公室赠送20枚胡志明纪念章,感谢“九·二”办公室同志们多年来给予学校的支持和帮助,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此外,学校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大家畅谈感想,表达他们对胜利的兴奋激情以及对越南未来美好前景的向往;组织师生参观越校举办的解放越南南方图片展览;学校食堂为大家加菜、会餐;5月15日和16日,全校放假两天,升旗7天,以示庆祝。

  我国领导人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政府领导人发去贺电,首都北京举行隆重集会,广西南宁也举行了3000人大会,庆祝越南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越南学校师生们听到这些消息,更加欢欣鼓舞,他们表示感谢中国人民的支持和帮助,要为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多做贡献。

  抓住机遇 争取代表团来校视察

  当得知有越南代表团来桂林访问的信息时,越校十分重视。他们千方百计争取代表团来校看望师生,参观、指导工作。他们认为,这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极好机会。如果代表团能来校参观,会使学生们感受到越南党、政府及他们的亲人对他们的惦念和关怀,增强他们努力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和人民的动力和决心;代表团带来了越南人民抗美救国不断取得胜利的喜讯,能给他们以极大的鼓舞;同时,代表团访问中国,体现了越中人民的友好情谊,在学生们的幼小心灵中,播下了友谊的种子,使他们更加自觉地珍惜两国人民的友谊。

  我曾接待过越南来访的一些重要代表团和人物,亲身体会到越校是如何抓住机遇对学生进行教育的。

  1973年1月,以执行委员阮文贝为团长的越南南方青年联合会代表团到桂林访问,我们积极筹备对该团的接待。阮文贝是越南南方著名的战斗英雄,曾参加过102次战斗,作战勇敢,屡建战功,被授予“人民解放武装力量英雄”称号,并荣获了“一级解放战功勋章”,他的事迹传遍了越南南方和北方。桂林越南南方普通学校包括中学和小学,其中越南南方中学以英雄的名字命名为“阮文贝中学”,越南南方小学被命名为“阮文贝小学”。我们当时就预料到,如果伊额听说该团来访,他一定会很高兴。

  果然不出所料,伊额从越方那里得知这个消息后,他即向“九·二”办公室提出,请代表团最好用一天的时间到越校参观,与全校师生见面并做报告,他甚至提出希望英雄们能在学校吃晚饭。伊额说,越校的学生来自越南南方,主要是南方烈士子女和干部子女,其中许多是孤儿。这些孩子十分怀念家乡,非常想见一见南方来的叔叔、阿姨,这是学生们强烈的愿望。伊额表示,学校已做好了迎接代表团的准备,他们将向代表团汇报学校贯彻教育方针的情况和取得的成绩;汇报学校关于越南南方烈士子女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以便代表团回国后,向南方父老乡亲和学生们的亲人进行宣传,使他们更加放心地去战斗;通过参观,还要使代表团体会到越中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伊额坦诚地说,目前学校有的干部、教师不安心“后方”学校的工作,要求到前方去战斗,不少年龄大一点的男女学生,也要求参军打美帝,不安心学习。代表团的到来,将使学校干部师生提高对办好学校重要意义的认识,推动他们安心工作和学习。“九·二”办公室的同志表示将如实地向上级转达学校的意见和要求。

  我们桂林市革命委员会外事小组认为,伊额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这个代表团是由我国有关方面邀请来的,代表团的日程安排由邀请方负责,况且代表团在广西除桂林外,还要到南宁访问,关于代表团访问越校的事,我们只能争取,最后由北京来定。

  后来,代表团到越校看望了师生,但由于时间有限,未能全部满足学校的要求。

  1974年5月,越南驻华大使吴船代表越南国会,来到桂林向桂林南溪山医院授予“一级抗战勋章”,以表彰医院为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所做的贡献。5月1日下午,吴船大使到越校看望师生。大使在对师生讲话时说,他感到高兴的是,学校办得很有成绩,“从这里毕业回国的学生,有的参加部队去南方战斗,立了功;有的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当了模范”。他表示相信,仍在这里学习的学生,也能够像过去的学生一样,“回国后,为祖国做出贡献”。

  在伊额的陪同下,大使看望了“九·二”办公室全体同志,感谢中国同志们对越校的帮助。他充满感情地说:“越南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抗美救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贯得到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给予的巨大和多方面的同情和支援。由于越南处在抗战的环境中,有许多困难,为培养越南革命的接班人,越南党和政府把大批的孩子送到这里学习。越南师生来到这里,得到了‘九·二’办公室和驻校部队的真诚支持和帮助。同志们用行动体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两国人民之间‘同志加兄弟’的情谊。”

  1974年5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越南南方妇女解放联合会会长、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副司令阮氏定率团访问桂林。我们事先得到通知,该团到桂林主要是看望桂林南溪山医院的越南病员和越南学校的师生,并对中国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当伊额与我们联系,请阮氏定一行到越校视察,与全体师生见面时,我们表示一定协助做好安排。

  5月10日下午,阮氏定一行来到越校,受到热烈欢迎。学校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也邀请“九·二”办公室和驻校部队代表参加。在大会上,阮氏定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几年来学校在教学、思想、劳动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她夸奖:“你们学校是第一等的学校。学校清洁、整齐,同学们健康、听话,学生们的家长都很放心,感谢学校的同志们!”她强调指出:“这些成绩和进步,是在中国叔叔、伯伯们的帮助下取得的,是因为越中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你们不要忘记中国同志们的帮助和支持,不要忘记老师们的教养。你们要努力学习,做一个好学生,一个革命的学生。”

  代表团离开后,伊额告诉我们,阮氏定在视察时曾对他说,在北京她参观了校办工厂,人家搞得很好,“你们应该学习中国同志办学的经验”。伊额表示,学校将认真学习阮氏定在大会上讲话的精神,把学校的各项工作做好,争取有一个大的进步。

  同年5月27日,越南广播文工团访问桂林,并举行慰问演出。该团的女报幕员,是一位曾在桂林育才学校学习的毕业生。她苗条的身材、甜美的声音及亲和的形象,让人感到她是一位友好的使者。我们与文工团商量,请他们为越校师生们演出一场,团长高兴地表示同意。他说,在昆明,他们曾为越侨演出,“大家都感到亲切”。这次到越校演出,他相信“越校师生一定也会感到很亲切”。一位越南干部说,越校是越南师生们的家,不论学校的演出条件如何,师生们都愿意在“家”看演出。于是,我们事先协助文工团把演出需要的一些简单道具运到越校。5月29日上午,文工团到校为师生们演出了喜闻乐见、短小精干的文艺节目。文工团的演出,带来了越南国内人民对越南师生们的亲切慰问,活跃了学校的文化生活,增加了学校的欢乐气氛,受到越校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1974年8月,由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黎清毅率领的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到桂林参观访问。伊额得知后,向“九·二”办公室提出,在黎清毅副总理到越校视察时,学校将召开大会,请黎清毅副总理讲话,中国同志不参加越方的活动。大会后,黎清毅副总理再去“九·二”办公室看望同志们。我们市革命委员会外事处向北京反映了伊额的意见。北京与越方代表团协商后通知我们:黎清毅副总理此次到广西桂林、柳州、南宁参观访问,主要是向广西领导同志及各地领导和有关同志们表示感谢,日程安排紧凑,桂林的活动只有一天,计划用半天时间到南溪山医院和越南学校看望。在越校只召开中越双方人员参加的小型座谈会,时间为半小时。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可在总校大楼前迎接,然后座谈。我们把代表团的意见转达给伊额,与他商定座谈会不超过40人(其中包括中方“九·二”办公室负责人等4人),主要由伊额总校长汇报。

  8月6日下午,黎清毅副总理到越校视察。伊额汇报了几年来学校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黎清毅在讲话时说,学校工作成绩很大,缺点也不少,特别是有的学生偷东西,影响很坏,学校要严加管教。他对伊额说:“你们要保持和发扬过去的革命传统和优良品质。中国同志有许多经验和先进的事迹,你们要虚心向中国同志学习,在中国同志们的支持和帮助下,做好学校的工作。”

  当天晚上,桂林市举行宴会欢迎黎清毅副总理,南溪山医院和越校的越方负责人也应邀出席。在宴会上,黎清毅盛赞广西、桂林为支援越南所做的贡献。他说:“我们能够再次来到桂林感到非常高兴。桂林是著名的风景区,是有着悠久革命历史的城市,同时,也是胡志明主席曾经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就是在桂林这个美好的地方,你们建立了医院,治疗我们的干部,建立了学校,培养我们的儿童。可以说,桂林是越中两国人民友谊最生动体现的地方。”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民,全力支援我们抗美救国的斗争,为我们抗美救国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他代表越南党、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1974年8月,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释善豪为团长的越南南方共和人民代表团、1974年10月,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越中友好协会会长黄国越为团长的越中友协代表团等,也来到越校参观访问,给越校师生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推动了学校全面工作的开展。

  利用假期开展整顿培训工作

  越南学校历来把搞好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培养越南革命和建设所需要的人才的重要一环。平时,学校的党委、支部以及总校、分校的校长和干部、教师们,对学生的德、智、体、劳、美等全面发展抓得很紧。他们制订了各种规章制度(如作息、考勤、奖惩等制度),并落实责任制,经常督促、检查,使学生们生活在严格的纪律和有序的学习、生活环境之中,接受良好的教育。针对学生们长期脱离家庭教育,尤其是孤儿,孤身在外,校长和教师们就像他们的亲生父母一样,不但给孩子们以知识,更给他们以亲情和关爱,使他们在温暖的阳光下健康成长。

  除平时的教育外,每年寒假或暑假,学校总是利用较集中的时间,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整顿培训活动,总结过去,肯定成绩,找出差距,制订措施,做出新的规划,把教育工作深化一步。我到外事小组工作后,就几次了解到学校在假期中开展“整顿培训”的情况。

  1973年8月暑假期间,学校党委采取“先党内,后党外”的办法,首先组织党员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学习政治、理论和政策,武装头脑,统一认识,提高觉悟,以便发挥党员在学校各项工作中的模范作用。然后,党外人员集中学习,调动党内外的积极性,把思想统一到校党委对全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部署上去。接着,学校组织了干部、教师业务培训,旨在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使教师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针对当时学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学校提出了“三卫生、三美化”的口号,作为教育培训的目标。“三卫生”是:搞好“个人卫生、集体卫生和学校环境卫生”。“三美化”是:“美化学校、美化集体和美化个人”(即可理解为要求个人不仅能做到讲清洁、讲卫生,注意树立美好的个人形象,还应争取做到思想美、品质美)。

  伊额总校长说,这次学习,主要是在总结过去工作与教学的基础上,对全校党员和党外干部职工,“进行一次政治思想教育,为新学年开学做好思想准备”;同时,学校要求大家在思想和行动上,“与中国同志很好地合作,进一步增进越中友谊”。

  9月初,学校新学年开始。通过暑假学习,干部、教师激发了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强了对学生的教育与管理。有个学生发现,南方中学5年级的一名学生偷了别人的钱,就报告给老师。老师找偷钱的学生谈话,问明情况,提出批评。这个学生说,他偷了一名中国工人的6元钱,是“想买个手电筒”。他承认了错误,表示悔改,退了钱并向这名工人道歉。9月11日,副总校长黎富禄把这件事通报给“九·二”办公室,由越方阮盛翻译将6元钱转交给“九·二”办公室,请“九·二”办公室转交给失者,并向这位工人表示道歉。原来,1973年8月,学校临时工秦水长为越校修路时,把外衣挂在树上,当时衣袋里有6元钱和2尺5寸布票被偷走。考虑到中越关系,他没有向“九·二”办公室报告。“九·二”办公室找到他退还他丢失的6元钱时,才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1974年8月暑假期间,越校掀起了一个“政治运动”,主要内容是“反浪费、反打架、反坏作风、反偷摸行为”,“教育学生养成爱护公物,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伊额告诉我们,这次采取“办学习班”的办法,把一部分调皮爱闹事的学生集中在一起办学习班,组织他们学习,进行思想教育,“用阶级感情来感化他们”。伊额说,最近学校抓了一个偷窃小集团,有十来个人。学校把他们关在一间屋子里,让他们反省,用说服的方法、教育的方法,指出他们的错误和危害,使他们提高认识,交代问题。经过学习,有些学生思想上有了进步,认识了错误,并表示悔改,提前回到班上;还有个别学生,态度不端正,对自己的错误认识不清,进步很小,要继续留在学习班学习一段时间。伊额表示,8月6日黎清毅副总理来校视察时,对学校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示他们对学生“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这次办学习班,“就是贯彻黎清毅副总理指示精神的一项具体措施”。

  我们认为,这次学校开展的教育活动很重要。他们不能容忍少数学生违反纪律,打架斗殴等坏现象,尤其是偷窃行为,不仅影响学生的成长,也影响了学校与桂林群众的关系,严重地说,这是为中越友谊“抹黑”。比如,过去就曾发生过三四个学生偷了驻校部队烤熟的猪肉和鸭子,部队同志没有追究。1974年以来,学校附近生产队和有关单位的群众反映,越校学生偷柑橘、甘蔗、红薯等事件多次发生,一经群众发现,他们就跑。有个生产队连续几天丢了三只鸡,不知是怎么丢的,直到有一天下午,一个越校学生用弹弓打鸡,被群众发现,才知道是越校小学生干的。在周围群众看来,这些越南小孩子远离故乡来到桂林,他们是中国人民的小朋友,桂林就是他们的家。桂林的老百姓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关心、去疼爱。对这些“小事”,他们都给予谅解,真诚地希望学校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改了就好”。

  “九·二”办公室的同志早就听到不少反映,但考虑到这些学生年龄小,调皮捣蛋不懂事,还不是有意破坏,从未向越方正式提出交涉,只是正面表示希望学校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对造成恶劣影响和群众损失较大的事件,“九·二”办公室除了做好受损群众的思想工作之外,也给予适当的赔偿。比如,有一姓周的养蜂人反映,1974年5月,他在越校附近的独立果园养蜂,越校民族学校的几个学生把蜂箱搬走,取出蜂糖吃掉,还把蜂箱丢掉,使他损失了5群蜜蜂。“九·二”办公室派人实地调查后,赔了他45元。又如,有一次越校学生到野外参加劳动时,私自拔了生产队大块土地的凉薯吃,使生产队损失严重。“九·二”办公室经过了解,与生产队协商,赔了110元。这些事都没有通报越校,由“九·二”办公室自行解决了。因此,我们和“九·二”办公室都希望越校这次暑假的教育活动,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效。

  1975年2月,越校得知他们将于暑假结束搬迁回国的消息后,他们更加重视对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决心在离开“第二故乡”桂林之前,为增进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多做工作,以实际行动感谢桂林人民多年来的养育之恩,给桂林人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

  1975年6月和7月,越校开展了全校性的学习教育活动,组织教职员工和学生学习政治和政策,进行国际、国内形势教育,使大家对越南的胜利和前途充满信心,对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永记在心。学校还提出了八个字的口号:“安全、团结、友谊、胜利”。伊额总校长解释说:“我们要求学生在最后两个月,事事注意安全,不要出现意外的事;要跟中国同志搞好团结;要为增进越中友谊做出努力;和中国同志并肩战斗,争取新的胜利。”

  我们发现这次越校真的是“动真格的”了。他们狠抓了治安工作,从6月1日起,安排了站岗值勤,维护学校的正常秩序;加强了责任制,无论单位或个人出现了问题,都要追究有关干部、教师的责任;生活上也搞起了“军事化”;“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反对不团结和泄气现象”,“反对贪污、浪费,杜绝偷盗、打架”。学校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伊额表示,他们不但要整顿好校内的秩序,搞好师生与“九·二”办公室、驻校部队的关系,而且还要开展与校外有关单位的友谊活动,使学校在桂林办学期间的工作做到善始善终。

  热爱劳动保持劳动人民本色

  劳动是越校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一门主课。越校认为,参加生产劳动不仅能够使学生增长知识,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回国后参加国家的建设事业,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养成劳动习惯,让他们知道“劳动果实来之不易”、“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从而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向劳动人民学习,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把他们培养成为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接班人。

  越校的劳动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校内劳动,修路、种树、锄草等,美化校园;种菜、养猪等,改善伙食,使劳动经常化,成为学生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二是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和社会实践,支援工农业生产,学习劳动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精神。三是参加桂林的公益劳动,用自己的辛劳和汗水为桂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不忘桂林人民的养育之恩。

  自1968年9月越校从桂林中学迁到桂林吊罗山新校舍后,他们就把美化校园的劳动排上了议事日程。每逢越南“九·二”国庆和中国“十·一”国庆等重大节日到来前,他们都把校园打扫得干干净净,营造出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特别是每年的暑假和寒假,他们都会相对集中一段时间,组织全校师生参加校内劳动。比如,1973年6月暑假开始,越校开展了为校园铺草皮活动,过去一片片空地被披上了漂亮的“绿装”,有的道路两旁还种上了树。又如,在师生们即将离开桂林回国的最后学年,他们加大了保护和美化校园的力度,不仅精心护理好校园内原有的树木和各处花园,还新种植了300多株小树。与此同时,他们还发动师生大搞清洁卫生,把教室、宿舍和校园中大路小道清扫干净,有的还用石灰把部分教室内外粉刷一新,并在校园内公共场所的黑板上书写了“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越中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古长青”等标语,把一座环境优美的校园留给桂林作为纪念,以表达他们对桂林人民的感激之情。

  越校在桂林期间,正赶上我国的“文化大革命”,物资供应,特别是副食品供应十分紧张,猪肉、鸡蛋等更是奇缺。桂林老百姓所需猪肉等副食品,都是凭票证供应,每月不仅供应量少,连过年过节供应的猪肉也几乎都是冷冻多年的“战备肉”。为了满足在南溪山医院住院的越南伤病员和越校师生的生活需要,桂林把仅有的部分鲜肉、活鸡等优先供应给他们,还想方设法争取自治区和兄弟市县的支援,从外地调运。

  越校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很受感动,他们决心自己动手,解决部分猪肉、蔬菜等短缺物资。在中国同志们的帮助下,他们在校园里开地种菜、种土豆、种杂粮,养猪、养鸡鸭等,既培养了师生们的劳动观点,又可改善生活。1971年9月29日,作为迎接我国国庆52周年的一项活动,越校举行了“十·一”友谊农场开幕典礼,伊额总校长出席。越校陈文渠老师代表农场讲话,他说,农场的命名表达了越校师生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对中国国庆的热烈祝贺。“九·二”办主任王殿科应邀出席,代表中方祝贺农场成立,并赠送了优良品种的菜籽。农场的成立,表明越校对搞好农业生产的重视。

  1972年他们种植的蔬菜就收获了42吨,1973年蔬菜收获平均每人达5公斤。1973年9月新学年开学后,越校与我们谈得最多的是搞好农业生产,抓好养猪、种菜等。“九·二”办的同志们继续协助他们做好采购猪花、采买菜籽等具体工作。1974年春天,“九·二”办公室还协助桂林卫生防疫站给越校自养的131头猪和14只鸡,打了防疫针,避免了当时容易流行的动物疫病。

  越校师生们的劳动结出了硕果。他们平时为师生调剂伙食品种,每逢过年、过节,常拿出一些用来改善伙食。比如,1974年2月春节期间,他们从越校的养猪场挑选了8头猪,宰杀后得猪肉1200多斤。越校食堂用来给大家加菜,全校师生员工过了一个丰盛、愉快的春节。他们还把猪肉作为“年礼”,分别送给“九·二”办和驻校部队各30斤,祝中国同志“节日快乐”。

  1975年雨水多,但蔬菜、红薯等仍收了26吨半,猪、鸡、鸭合计有3596斤,平均每人4—5公斤。

  越校师生于1975年8月底回国。回国前,他们在校园里种了许多蔬菜、红薯、花生,给中国同志留作纪念。

  越校在桂林8年来,每年都利用假期或农忙时节参加桂林的农业劳动。比如,1973年6月26日至28日的三个上午,越校600多名中小学生到柑橘研究所劳动,完成近50亩果树的打梢、除草任务。南方中学副校长阮早说:“这样的劳动很好,是一堂生动的劳动课。这几天天气不好,不是下雨,就是大太阳,同学们在这种天气里劳动,不但能学到一些劳动的基本知识,而且在吃苦方面得到了锻炼。”与此同时,民族小学200多名学生到朝阳公社合心大队第五生产队,帮助社员翻地翻了五六亩。负责这次劳动的越校许老师事后说:“我们这次只挑了大同学去,小同学没去成就有意见。大家都很想到校外参加劳动锻炼。”

  1974年7月暑假期间,越校共有1400多人次参加夏收夏种。在两天半的劳动里,他们收割稻谷120亩,打谷50亩,插秧24亩,放草踩田30亩。伊额总校长对中国同志说:“这些学生大部分是革命烈士子女和干部子女,他们多来自农村,那里的生活很艰苦。如今他们到桂林学习,生活条件好了,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越校要不断让他们受到劳动锻炼,体验到农民劳动的艰苦,体会到粮食来之不易,教育他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

  1975年2月,伊额在与“九·二”办同志谈话时说,本学期结束后,学校即将迁回越南。回国前,他们计划与桂林有关单位开展一些友好活动,其中一项是到农村参加农业劳动,帮助社员做一些农活,用实际行动感谢多年来对越校的关心和支持。我们根据他们的要求做了安排。

  1975年4月16日,伊额带领500多名师生冒雨到独山果园种树、除草,种植了各种树苗3600多株,为柑橘园除草15亩。4月18日,伊额带领越校师生700多人到郊区朝阳公社第一、第五生产队,帮助种下花生、高粱20多亩。在劳动过程中,许多越南同志赞扬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像桂林山水一样美丽、纯洁。

  越校在桂林的几年,桂林人民把越南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他们,爱护他们。每当收获季节,公社、生产队和果园、柑橘研究所等单位,把新收的柑橘、马蹄等送到越校,给孩子们“尝尝鲜”。比如,朝阳公社合心大队第二生产队为感谢师生们帮助“双抢”,就曾一次送给越校马蹄400多斤。越校师生与桂林农村、科研单位的交往,增进了双方的友谊。

  伊额在桂林期间,曾多次表示要组织师生参加公益劳动,他们还结合桂林市建设进展情况,提出一些具体项目。比如,看到公路某些路段路况不大好,希望能参加修路;看到当时正在建设的桂林火车南站、漓江饭店等大型工程,希望到工地劳动,等等。对他们的这些希望和要求,我们表示感谢。但是,我们首先要考虑到学生们的安全,劳动条件差或太劳累的工种不宜安排;在时间安排上,也要考虑尽量不挤占学生们的上课时间。为了组织好越校的劳动,我们事先与市里有关单位和部门密切配合,为越校师生们的劳动提供便利的条件,做好服务工作,使每次义务劳动都能取得双方都比较满意的效果。

  比如,上世纪70年代初期,距七星公园后门不远处,有一段大约30米长的马路是一个高坡,坡的最高点就在现在的金星路一带。车辆和行人路过这里必须经过上下坡,非常不方便。桂林市城建部门决定铲除这个高坡,使马路变得平平坦坦,有益于出行。越校得知这个消息后,要求参加降坡劳动。1974年冬,伊额总校长带领400多名师生来到工地。那时,工地上没有推土机等机械,全凭人工用镐头、锄头、铁锹等,刨土、挖土、铲土、装土,用藤条编织的筐子挑土、抬土、运土。这对10来岁的孩子们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越校干部、教员和高年级的学生大多挑着担子运土,而部分女同学和年纪小或体质较弱的同学,两人抬一筐土,来回穿梭在工地上。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越校师生经过两天的劳动,共挖土400多立方。为了配合越校的劳动,桂林市外事处与桂林市一中联系,每天派出180人参加,共挖土180立方。中越师生共同劳动,干起活来有劲头,完成了预定的任务。伊额在劳动间歇时说,要让越校学生们多参加些劳动锻炼,养成劳动习惯,培养劳动人民的感情,“否则,他们会变修,他们就要砸我们老一辈的骨头”。

  多种举措搞活思想政治教育

  越校在抓思想政治教育方面,除了组织政治学习、集中整顿培训等方法外,还采取了祭扫烈士墓、夜行军、野营、军训、游泳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培养艰苦奋斗精神,提高身体素质,在潜移默化之中,既调动了学生们的兴趣,又从实践中学到许多知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974年“六·一”儿童节那天,越校395名师生前往桂林市七星岩广场活动。广场里有陈光烈士墓,墓旁矗立着烈士纪念碑。陈光是广东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调到广西,从事地下工作。1947年,他担任中共桂林市特派员,后任中共桂林市委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1949年10月5日,陈光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受尽敌人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党的任何机密。1949年10月11日,离桂林解放还有11天,在解放军已打到临近桂林城区时,他被敌人杀害,年仅31岁。桂林人民为纪念这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特为他建墓立碑。越校师生游览了七星岩后,来到陈光烈士墓前召开大会。陈光烈士的英雄事迹,以及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宁死不屈的品质和崇高的革命气节,使他们深受感动。他们缅怀烈士的功绩,学习烈士的革命精神,向烈士默哀。对越南师生,尤其是对越南学生来说,这是一堂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课。当谈到这次活动的意义时,越校副总校长黎富禄对“九·二”办公室同志说:“对少年儿童需要加强教育,在和平时期不坚持革命传统教育,就会丧失掉革命成果。”

  越校在桂林期间,越南国内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美救国战争。越校认为,学生们在桂林这个和平的环境中,不应忘记祖国人民与美国侵略者及其南越伪政权正在进行着坚苦卓绝的斗争,应该培养学生们的艰苦奋斗精神,学习掌握一些基本军事常识,以便为将来回国参加战斗做好准备。当时,桂林驻军各单位正在组织野营拉练活动,这是一种很好的军事训练方式。越校提出,希望中国同志协助他们组织好野营拉练活动,使师生们得到训练。下面列举几个例子:

  1971年8月4日,越校师生冒雨进行了夜行军。

  1971年9月12日,越校1300多人在伊额总校长、黎富禄副总校长带领下,到大河公社某地野营。榕湖饭店为他们专门供应了5000条冰棒。

  1972年,越校1100多师生参加了野营活动。

  1973年7月26日至28日,越校全体师生1000多人到桂林一中野营。

  为培养师生的军事技能,学校还组织了军训和实弹射击:

  1972年,越校干部职工5批487人参加实弹射击。

  1973年7月3日至13日,越校南方中学毕业班78人参加军训。

  1974年7月,越校共组织了三批军训,530人参加(其中包括初中毕业生105人)。每批军训约10天左右,最后一天为实弹射击。桂林武装部为军训提供了枪支、子弹、靶子等,并派解放军协助。比如,在第一批军训前,伊额总校长提出,需要借用步枪125支、练习子弹500发,打靶子弹700发。第二批军训,部队派出11名指战员帮助越校进行训练,从队列操练到实弹射击的基本常识(射击姿势、瞄准、扣扳机等),都给予指导。

  为了锻炼身体,适应战时需要,越校还组织了到漓江游泳的活动。比如,从1973年7月9日至8月10日,越校分18批、612人下到漓江游泳。为了协助学校组织这次活动,我们市外事小组召集市保卫组、市警卫科、市体委、市漓江派出所、“九·二”办公室等单位和有关人员开会,进行研究部署。我们还先后三次到漓江岸边师生准备下水的紫洲实地考察,请有关单位用竹竿在漓江中围起了游泳范围,配备了专业救生员,准备了救生圈,先后共租用了救生备用的小船324只(次),确保了师生的安全,甚至没有发生师生丢失衣物的情况。

  寓教于乐提高学生文化素质

  自从越校到桂林办学以来,他们一直把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作为办学的宗旨。越校的学生们远离他们的祖国和亲人,学校经常为他们组织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既活跃了校园生活,又寓教于乐,培养了情趣,提高了文化素质,增强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

  越校每年都利用暑假或寒假,集中搞一些文体方面的培训。年复一年,长期积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我的印象中,其中,1971年的舞蹈和绘画培训,时间最长,持续了一个多月之久。

  那年暑假前,应越校的请求,我们市革命委员会外事小组与市文化小组联系商定,由市歌舞团负责这项工作。市歌舞团派出舞台美术设计师肖以桂和年轻的舞蹈演员阳莲子、赵寿生,分别担任绘画教师和舞蹈教师。

  1971年8月下旬,我在外事小组办公室参加了他们的工作总结汇报会。据介绍,1971年6月28日上午,他们到越校报到,受到越校的热情接待。副总校长黎富禄还到他们的住处看望,并为他们送去办公桌和暖水瓶等日常用具。下午,双方座谈培训的内容和要求,越校希望他们教授一些绘画和舞蹈的基本知识,并提供简明的教材。他们三人一致认为,教学中应体现中越友好,向越南人民学习的精神,在教学的过程中,互教互学,增进了解和友谊。6月29日下午,越校举行了培训班开学典礼,伊额总校长、黎富录副总校长以及参加绘画和音乐培训班的共50名学员出席了开学典礼。伊额在讲话中对三位老师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要求学员们认真学习,刻苦训练,争取取得好成绩。30日下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52周年和学校学年(1970年9月至1971年暑假)圆满结束,并欢迎他们三位老师来校教学,越校请他们吃饭。席间,越南同志向他们讲述了参观革命圣地延安、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的经历和感受,字里行间充满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7月1日晚上,他们应邀出席了越校举行的庆祝“七·一”联欢晚会。晚会上,越校师生表演了中越两国的精彩节目。7月2日,培训班正式上课。

  在汇报会上,肖以桂首先发言。他汇报说,绘画课上课的时间为每天上午7时30分至10时15分,下午2时30分至5时,其余时间为学生复习、做作业,老师辅导和备课时间。作为临摹教材,他选用的是两本中国出版的支援越南人民斗争的宣传画册。他认为,学习绘画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提高学生们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于是,他从临摹开始,教学生们画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物。学生们的年龄都在10岁到15岁左右,他们画画很用功,一笔一笔认真去临摹。他们尤其对画越南领导人和英雄人物感兴趣,有的画胡志明主席,有的画越南南方的领导人阮友寿主席,有的画越南著名的民族英雄阮文追等。这些习作虽说艺术水平不高,却寄托着孩子们对领袖的热爱,对英雄人物的崇拜,表达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肖以桂说,学生们最喜欢画的是花鸟。看得出来,在画花卉和鸟类的习作中,他们富于想象力,创作出一些比较美观、比较生动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可以想见他们对大自然和生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上世纪70年代初,正处于中苏关系恶化时期。中国人民对苏修背信弃义,背叛马克思主义,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经予以无情地揭露和批判。越南人在与我们接触中,对苏修的问题十分敏感。肖以桂讲了一个小插曲:在他带来的画册中,有一本苏联出版的有关儿童生活、教师、工程师等知识分子的画册。有一次,一个11岁的学生看到了这本画册,就拿去临摹,把苏联工程师画成大眼睛、大鼻子和黄头发的模样。这幅画恰巧被越南翻译看见了,这位翻译赶紧从学生手中拿过画笔,把黄头发涂成黑色,变成了黑头发。肖以桂问他:“为什么?”回答说:“黄头发不好,是苏修的!”

  越校学生们对这次培训感到很有收获,每个人都画了一些不同类型的画。他们向肖老师建议:“请老师挑选七八十幅较好的作品,在学校搞个小展览,也让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看看我们的成果!”

  谈到舞蹈培训时,阳莲子介绍说,按照越校的要求和学生们的兴趣,以教中国民族舞蹈为主。但是,这些学生都没有接受过舞蹈基本知识的培训,于是,她和赵寿生商量,在教授一些舞蹈的基本动作和技巧的基础上,选择一些舞蹈片段重点训练。其中,他们把样板戏芭蕾舞剧《白毛女》中“北风吹”一场(片断)、《红色娘子军》中“大红枣”一场(片断)、舞蹈《北京的金山上》和儿童舞(片断)等4个舞蹈,作为培训教材,学完之后,再集中复习三天,就可“毕业”了。当把这个计划讲给学生们听后,学生们非常高兴,表示愿意好好学。

  阳莲子说,这些学生身体条件不同,文化素质不一样,学起来接受程度有很大差异。原先舞蹈班有25名学生,开课不久,有6名不来了。经了解才得知,这6名学生虽然努力去学,但由于自身条件较差,学得慢一些,影响全班的进度,学校决定不让他们参加培训了。

  阳莲子也讲了一段小插曲:一天晚上,越南翻译领着越校卫生所的一名越南女护士来找她。女护士说:“听说你们会跳舞又会教舞,学生们反映很好。请你们也教我们跳中国舞好吗?”阳莲子答应了。第二天晚上,5名越南女同志来学习中国舞蹈。“利用空闲时间多交几个越南朋友,也是件好事。”阳莲子笑着说。

  由于工作忙,我们市外事小组和“九·二”办公室都没有派翻译去,越校武翻译和阮翻译轮流帮助培训。他们三人夸奖这两名翻译工作负责,除了当好翻译之外,还协助做一些思想工作,要学生们好好学习,刻苦练习;有时还教他们三人一些越语日常会话和越南歌曲《越南——中国》等。两个班的学生对老师的感情真挚、友好、有礼貌,每次遇到他们,都立正喊:“老师好!”或“叔叔好!”“姑姑好!”培训结束后,不少学生舍不得离开,问:“老师,什么时候再来?”“老师,你们家住哪里?我们去看望你们。”等等。伊额总校长也很关心,还分别参加两个班的座谈会,听取学生们的汇报,并向三位老师表示感谢。

  转眼之间,39年过去了。2010年11月,我见到了已从文艺部门退休的赵寿生。真是“岁月不饶人”,当年热情、活泼的姑娘,如今已当上祖母了。我先后两次采访了她,听她讲述过去的故事。

  据她回忆,当时,歌舞团的领导对她和阳莲子交代,这是桂林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交办的“外事任务”,一定要遵守纪律,认真负责,和越南同志搞好关系,向越南同志学习。她说越校正在放暑假,学生们可以安下心来,集中精力学舞。教学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舞蹈基本体型训练,也就是通常说的“基本功”。二是教一些舞蹈组合,就是把一些舞蹈基本动作串连在一起,复习、巩固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提高学生们学习舞蹈的兴趣,使他们学起来不感到枯燥无味。三是教一些舞蹈片段,比如,《白毛女》、《洗衣歌》片段等。上课时间是在每天上午,下午不上课,学生们可自己复习、练习。她俩仍在学校,学生如有问题,可随时找她俩辅导。此外,她俩还可以利用下午和晚饭后的时间,到越校师生中去,做些友好工作,加深了解和友谊。比如:向越南翻译和学生们学讲越语、唱越南歌,或教学生说中国话、唱中国歌。双方互相学习,感情很融洽。

  谈到“教学方法”,赵寿生笑言“用的是‘土’办法”。那时没有录音机,只能一边哼唱着曲子,一边用手击掌打拍子,按节奏教动作,“哪有现在这样的条件,录音机一开,音乐伴奏就解决了”。刚开始的几天,她还不大习惯,一上午教下来,还有点口干舌噪呢。谈到学生们的表现,赵寿生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笑容。她夸奖这些从全校选拔出来的学生,学习认真,专心听讲,不懂就问;对每个动作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反复练习。有的学生学起来慢一些,但不灰心,非要学会不可。“这些学生从来就没有正式上过舞蹈课,初学舞蹈是很苦很累的。”她说,特别是腰部和腿部,活动量很大,半天练下来,常常会感到腰酸腿疼,但他们一声不吭,坚持练习,有一股不向困难低头的劲头。学生们的这种精神,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和阳莲子都在越校食堂用餐,她发现越校师生生活俭朴,穿着朴素,伙食也很简单。中、晚餐经常吃炒空心菜(桂林素称“无缝钢管”),肉食并不多。听越南同志说,“要和中国同志一样,艰苦朴素”。

  我问她:“你还记得越校表演的哪个舞蹈是你们教的吗?”她回答,歌舞团交给她们的任务是教学生基本功,虽然也教一些舞蹈片断,但不是完整的舞蹈。至于越校排练的演出舞蹈节目,团里另派人去教。比如,王维瑭跳新疆舞《库尔勒大叔,你在哪里》跳得好,团里就派他到越校排练新疆舞。

  这时,我想到一件事:有一次,我在大街上遇见从市彩调团退休的黄幼章(她曾在彩调剧《刘三姐》中扮演过媒婆,是哄动桂林一时的名角)。我问她是否到越校演出过,她说没有去演出,但去教过舞蹈,越校演出的《洗衣歌》就是她去越校,用了10多天帮助排练的。这使我明白了,培训班学的是《洗衣歌》的片段,而越校演出的歌舞节目《洗衣歌》,是歌舞团另派黄幼章排练的。

  越校在假期里举办培训项目最多的是在1974年。那年7月8日至8月9日,越校同时开展了足球队、篮球队、乒乓球队、体操队和音乐、绘画班等多项培训。8月8日,培训结束,学员们开会进行总结,并邀请全体教员、教练员和“九·二”办公室的同志参加。在会上,伊额总校长祝贺培训活动圆满结束,并向来自桂林市体委和文化、教育系统的教员、教练员以及有关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会后,放映了越南故事片《阮文追》。

  8月9日,越校举办了体操表演、球类比赛和绘画展览,展示暑假培训成果。我作为市外事处外事科副科长,代表市外事处应邀到越校观看表演、比赛和画展。伊额总校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他称赞这次培训不仅项目多,而且参加人数也是历来最多的一次,总数达到100多人。他举例说,其中足球队就有36人、篮球队25人、乒乓球队23人、体操队20人、绘画班35人。他相信经过培训的同学,今后将成为学校文化、体育活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学校利用假期,组织学生参加多种多样的文化、体育活动,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从而使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伊额深有感触地说。

  除了在假期中开展培训活动外,平时越校也经常提出请协助派人到校教唱歌、教舞蹈等活动。比如,1974年暑期培训结束后,越校提出请桂林市协助培训手风琴、小提琴、笛子、二胡等演奏人员,教唱中国歌曲,时间为每周一个下午,两个小时。1974年11月,越校为了在1975年元旦期间,慰问在桂林南溪山医院住院的越南病员和中方医护人员,请桂林市派人到校排练舞蹈《伐木歌》和《丰收舞》,还提出教学生表演魔术节目,以便到医院演出。1975年1月,应越校的请求,我们与有关单位联系,派出四名教师和两名小舞蹈演员到校,排练新疆舞《大寨亚克西》和儿童舞蹈《壮族少年热爱毛主席》等。

  桂林市不但协助培训学生,而且有时还要协助培训越校教师。比如,1974年11月,越校提出请派音乐、美术老师,于1975年1月至4月,利用每周一个下午到校培训越校22名音乐教师和17名美术教师(后来,此项活动在时间安排上做了调整)。

  此外,越校业余文艺宣传队在校内外演出时,常常需要各种各样的服装、道具,特别是少数民族服装,都需要中方协助解决。比如,有一次越校到南溪山医院演出《龙江舞》,需要男女演出服共20套,我们都是从市歌舞团等文艺团体借来的。

  几年来,为了协助越校开展文化、体育活动,桂林市有关单位和广大的专业、业余文艺、体育工作者,付出了辛勤劳动,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

  (作者:马勇,桂林市外办原主任,桂林市政协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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