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

壮族民间文学的拓荒者——侬易天

广西文史

  壮族民间文学的拓荒者——侬易天

  韦其麟


  19579月下旬,我毕业分配到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报到刚两天,侬易天也调到研究室来了,就住在我宿舍的隔壁,从此相识。接着,学院派我俩去武鸣,与壮文委员会的同志一起选编一本壮族民歌。年底我下放贵县平天山林场,那本新中国公开出版的第一本介绍壮族民歌种类和形式的《壮族民歌选集》,主要是由他劳作,于次年3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59年夏,我从林场调到广西文联,他早已在文联(名义是科委领导)的《壮族文学史》编辑室工作。《壮族文学史》编写结束,他奉命筹备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的成立。1962年民研会成立,他任常务理事和行政秘书,具体主持日常事务。同年秋我到民研会,在他领导下工作。而直至如今,我从未觉得他是领导者,而是一位亲切平等的同事,彼此都从事民间文学也写诗的兄长。

  在武鸣和他同住一室,朝夕相处。当年我刚在大学反右运动中受批判被处分,很自卑,好怕别人的歧视。也知道他解放前就参加革命,是从中学校长的岗位上调到民院的,心里不免有距离感。但他的随和朴实、诚恳,使这距离感很快消失了,反而感到亲近。和他在一起,感到自在又安全。生活上,他确像长兄般关照我,扫地、打开水多是他,早晚他去伙房要热水洗脸洗脚,有时我迟去或不想洗脚,他常给我这个比他年小差不多十岁的“后生”提些热水回宿舍,全无校长的“派头”。商量工作,讨论一些民歌的取舍或翻译用词,他认真,也尊重我的意见。我看了抒情长歌《达稳之歌》后,觉得是个很优秀的作品,建议先给刊物发表。他问给哪个刊物,我说我先给《长江文艺》编辑部写封信说说,看他们的意见如何。他叮嘱不要把这长歌吹得过分,恰如其分好些,但我在信中夸大其词说这首长歌“置于世界文学优秀作品之林而无愧”,他看了只笑笑,没有说什么,也不要我改改这句话。后来编辑部写信向他索稿(我已去了林场),这首长歌在《长江文艺》发表了。在武鸣最初的相处,就很融洽,这融洽的关系一直到他辞世。

  他和我同在文联民研会那些年,有时分头下乡采风,有时在机关整理资料。有些小事印象很深,也是由于他的宽容厚道。当年莎红喜欢抽烟斗,在办公室开会、工作或闲谈,爱清理一下烟斗,有时不拘小节把烟灰或渣子敲落地上,也有人抽烟把烟头丢在地上——当时的办公室环境条件和人们的生活水平还不可能像如今这么讲究,并不就是什么不文明的失礼。人散后,侬爱清洁,总是他默默清扫,我对他说:“对老莎也和大家提一提,不要把烟灰烟头丢在地上。”他说:“这种小事,讲什么,脏了就扫。”毫不在意。民研会偌大的办公室(八九个人各放一张办公桌尚绰绰有余),每天扫地也多是他,大概他认为自己是行政秘书,理所当然吧。有一次民主生活会,互相提意见,好似是什么整风学习的一环。大家对我提的意见,是些很严肃的问题,如“政治热情不高”,“说话不注意政治影响”——那年大旱,《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抗旱,标题有“人定胜天”的字眼,在办公室我当大家面前慨叹:“如今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定胜天,谈何容易。”在办公室闲谈,大家谈到郭沫若那些写百花的诗,我凑嘴:“在大学,有的同学说郭老主要是社会活动家、政治家了,不是《女神》时代那个诗人了。”诸如此类。还对我当年所谓的“彼此彼此”论调提出劝告,说我这论调的情绪和看法是不好也不对的,希望我要克服。所谓“彼此”的论调,是那些年月有人说我傲慢自大,不接触群众,我辩解:不是高傲,是自卑。不存在不接触群众的问题,我本人就是群众之一。作为一个落后的群众,党团员应主动接触我、帮助我。接触是双方的不是我个人单方面的事,是彼此彼此的。侬最后也对我提了意见,想不到他提的竟是1957年冬和他在武鸣同住一室的事,说我有时深夜起床小便,就在房外不远的芭蕉丛方便,不卫生,不文明。——确是的,我们的宿舍在较僻偏的一排平房,周围无人住,厕所有百米远,冬夜又冷,我就在室外的芭蕉丛施肥了。——在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上,他怎么提这种与会议宗旨不很协调的意见呢,我隐约地意识到,是不愿在那些对我是很沉重的话题中再添加分量了吧,因为他早知道我在这方面的负重,我感到他的宽厚。这是多年前的事了,他还记得,说明他当年就有所感受,但那时并不说什么,那也是一种宽容。当然,会上其他人对我提出意见,也是一片好意的关心,希望我进步。

  1966年秋我结束农村四清工作回文联,才知道他“文革”前夕患病,去广州治疗一段时间,回来一直在家养病。“文革”中根本没有参加什么活动,而后来派性激烈,社会上各种派性团体林立之时,他却“被打成毒草专家、二黑人物,关进帮派监牢,遭受残酷迫害”。当年他和我同住一幢宿舍的二楼,一天中午,我回宿舍上楼时,遇他走下楼梯,身边前后簇拥几个青年汉子,我以为是他的亲戚朋友,问他:“出去呀?”他无声,我又问:去哪里?”还是没有回答,怎么回事,这么反常。我正在奇怪,他家人告诉我:“红卫兵押走老侬了,不知为什么。”我忙去办公楼,想找应该找的同志报告这事。到办公楼,几位同事已知道此事正在议论,一位同事问我:“你知道他()写了什么剧本吗?”我说他告诉过我,在广州住院无聊,写了个剧本,正在修改,写什么内容不知道。这位同事拉我到一旁,悄悄告诉我:前两天,××(红卫兵团体,记不得了)司令部有人来,说侬易天写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黑戏,问大家知道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说侬正在养病。未想到今天就来抓人了。然后郑重嘱咐我:“你最好马上离开文联,这段时间到别处去住。”我问:“为什么?”他说:那天大家都说不知道老侬写剧本,但×××说‘韦其麟知道,和侬易天讨论过如何修改剧本’。”这根本就是无中生有的谎话,我问:“为什么这样说?”他说:还用问吗?你还是快点走,免得有事。”我匆匆离开文化大院时,已见有的墙上贴出了“彻底批判大毒草”、“揪出黑戏炮制者”之类的大标语。我很感激劝我离开的同事,也明白了那位说我与侬商量讨论修改“黑戏”的同志的用心。在别处住了一些日子,回文联见侬也回来了,问他情况,他不愿多说,只告诉我:被关起来吃了很多苦头,抓他的人和他们的头头看了剧本,是写冯子材抗法的故事,觉得没有什么可批判,放他回来了。我问他:“红卫兵怎么知道你写剧本呢?”他摇摇头:“人心难测呀。”也许是自己被人涉及这事吧,印象极深。

  1969年底,文联撤销,我去五七干校,他是病者留在机关留守处,随后被“撵到广西图片社做图片工作”,从此离开了民间文学工作岗位。虽如此,“文革”后他仍为壮族的民间文学事业而孜孜不息地努力。

  他1954年开始写作,起初主要是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三十多年,他“为本民族文化遗产的挖掘、搜集工作,走遍了广大壮族地区,爬山涉水,深入到边远山村调查采访,搜集采录数以千计的民间故事传说,数以万计的歌谣”。先后出版了《壮族民间故事集》(通俗出版社·1956)、《壮族民间故事》(作家出版社·1958)、《蛤蟆皇帝》(广西人民出版社·1957)、《风水先生》(广西人民出版社)、《月亮里的故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并整理了苗族民间长诗《哈梅》(1500多行·1964年北京《民间文学》发表·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收入《中国民间长诗选》二集出版),壮族民间长诗《达稳之歌》(300多行·1958年《长江文艺》发表,同年广西人民出版社收入《壮族民歌选集》出版),这个作品发表时署集体之名整理,但我知道主要的劳作者是他。在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同时,他也写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出版、雷锐主编的《壮族文学现代化的历程》把他列为20世纪50—60年代广西诗坛“一批新秀开始崭露头角”的“最优秀的代表”之一。他写诗很严肃,极少有随便应景之作。抒情短诗发表的不多,但也有佳作,如选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少数民族文学集(1949—1966)》的《坡会三首》,选人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少数民族诗人作品选》的《泉边》,写民族风情,清新优美。他诗歌创作主要成就是叙事长诗,根据民间传说创作的千多行的《刘三妹》,1960年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1960年全国第三次文代会,茅盾在作家协会的工作报告中有关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部分提到的较好作品有这部长诗。长诗塑造了刘三妹这个民间歌手鲜明的形象,诗句较自由而朴素,吸取了一些民歌的精粹。后来演出的歌剧《刘三姐》,有些引用民歌的精彩唱词,长诗也先为引用。如“黄蜂歇在乌龟背,你敢伸头我敢锥”,长诗中前句是“黄蜂骑在乌龟背”,我觉得这“骑”字彷佛比“歇”字更为灵妙。童话长诗《小石匠的幻想》(《三月三》1987第二期),也是根据民间故事再创作的,对原故事作了诗意的丰富。诗句流畅朴素,情节单纯有趣,故事富有哲理,是一个很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听说曾由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成英语等几种文字介绍到国外。这两首创作的长诗和整理的长诗《哈梅》,在某些论述壮族文学的著作中,往往混淆,或把《刘三妹》、《小石匠的幻想》当作民间长诗,或把《哈梅》当作诗人的创作。这是学术著作不应有的粗疏,有欠严谨,不符实际也不科学。根据民间传说故事再创作的长诗,对原故事的思想和情节有所取舍改动,融进了作者意念、理想和审美情趣,再创作的作品已不属民间文学的范畴,而是作家(文人)文学。而整理的民间长诗,仍是原来口头流传于民间的诗歌,整理只是把原来不够完整之处稍作整理,使之完美;但不能随心所欲改动其原有的主要情节,更不应改变其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语言风格都须尽可能保持原来的面貌。经整理的作品仍属民间文学的范畴。创作和整理,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不应混同,在学术研究中必须严格地界定。

  更令我钦佩的是他对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始终坚持严肃认真的态度。他在1984年写的《我与本民族民间文学》一文中说:“我是一贯主张‘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拿出来公开发表、出版的作品,无论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都应该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对于那些掺有某些不健康因素的作品,可以采取‘去伪存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办法。但这样做也要持慎重的态度,不可大刀阔斧地砍削,或凭主观臆造,任意编造。我认为只根据一两句话,就编造出一个故事来,或把不同母体的几个故事,削头斩尾拼成一个故事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从他所整理的作品中,也可证明他确是如此实践的。他之所以坚持这些正确的原则,是由于他对这门工作有着纯正的目的和心态。他不是上窜下跳地热衷名利的人,不是借民间文学谋取个人的什么,而是“自豪和骄傲并热爱本民族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怀着“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介绍壮族文化遗产”。他说:“我本来不是搞理论的,但有时看到一些现象和一些学术问题,我也不得不说那么几句。”(见杨长勋著《广西作家与民间文学》·1981年广西民研会印)在广西的民间文学发展的历程中,的确存在某种“胡来”或“造假”的现象,或以个人创作冒充民间文学,或整理时随便改变原来的主题思想。如把“爱富嫌贫”的主题改为“阶级斗争”的主题,前者对立的人物——姐妹或兄弟或朋友并不分属对立的阶级,改为“阶级斗争”的主题对原民间故事就不忠实了,就不是原来那种“类型”而属另一种“类型”的作品了,而且也不符合这类民间故事历代的集体创作者们的初衷和思想。又如把“四两铁钉打把刀,挂在腰间动摇摇,谁人敢拦风流路,不断头来也断腰”这首风流歌或称情歌中的“风流路”改作“革命路”,便充作韦拔群领导农民运动时的“革命歌谣”。这种现象也许不普遍,但对民间文学工作的影响是不好的。对整理产生误导,对研究提供不客观不真实的依据,必然得出不科学的结论。侬易天对类似的情况敢于揭露和批评,他待人宽厚,但对学术问题却很严谨,不苟。无论是对朋友或是领导,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的意见还很尖锐,从他所写的这类文章的标题就可见他的直言不讳:《应该老实一些——反对抄袭和捏造民间文学》、《哪来的刘三姐歌韵歌例?》、《改旧换新不是民间文学的必由之路》、《谈少数民族翻译的汉化倾向》、《对“奇香异彩的多耶花”的意见》、《关于壮族民歌种种与覃建真同志商榷》、《是不能这样比》等等。他的看法也许有人不以为然,甚至反感,嗤之以鼻,我个人认为是很有见地的,也有益于民间文学事业。他还有一个看法没有见诸文字,生前常和我谈起,我也持同样的观点。有些民歌集收入的或报刊标明为“民歌”发表的作品,它们的作者是文艺写作者或中学教师,这类作品是不应算作民歌的。民歌是民间百姓创作,在流传中不断修改而定型,不知作者是谁的集体创作。文艺写作者和教师或干部以民歌形式写的作品,不应属民歌范畴,而是文人创作的具民歌形式的作品。正如唐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不算是民歌,现代诗人李季以“信天游”形式写的《王贵与李香香》也不能算做民歌一样。刘禹锡和李季的作品都是作家(文人)文学,而民歌是民间文学。

  1978年春,广西文联和下属的民间文学研究会恢复。他曾多次要求回民研会工作,却不受当时该会主持人士欢迎,未能如愿。原因可能很复杂,而据我多方面获得的讯息,他针对某些有碍于广西民间文学健康发展的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以及所写的纯属学术探讨的文章,是重要的因素。1980春我到广西师范学院的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所(亦是教研室)工作,离他在广西图片社的家不远,有空常到他家里,谈谈心,议论一些民间文学的问题。我劝他也到广西师院和我一起工作,每次提起,他只笑笑又摇头,欲说还休。同时我也向学院系里有关领导建议,调他到研究所来。有关领导听了我介绍他的情况后,说了些含糊其辞的话,又说:“现在他不会来了。”之后,我才逐步感知他“文革”后未能如愿“归队”那种因素的分量和能量。他对图片社的工作不感兴趣,希望从事民间文学工作,这样,他只好申请于1981年提前离休,以争得余年为本民族的民间文学事业效劳”,“愿意在有生之年,付出全部精力。我的事业心还像当年一样热烘烘的,我将为它献尽最后一分余热”(1984年广西民研会编印《我与民间文学》一书中侬易天《我与本民族民间文学》)。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离休后埋头整理了一些故事传说,创作了一些诗歌,也写了议论文章,如《壮族民歌种种》、《从翻译整理看(七姑)》、《壮西壮欢能不能比较》、《评侗族琵琶歌(梅娋)的翻译整理》等,都是颇有见解而严谨的论述。那些年,和他接触交谈较多,他有的话对我有所鼓励,有所启迪,印象很深。那时我曾对他说对写诗不感兴趣了,他说:不是兴趣的问题,是自卑,你背的包袱太重,害怕写出的东西容易引来麻烦,因而躲避。不要自己看衰自己,我出身贫穷,就一定比你优秀比你先进?丢掉包袱,克服自卑,否则,有力也难用,有才也埋灭。一次议论“两姐妹”这种“扬善抑恶”类型的故事时,他说:对一个人的好坏、先进落后的判断,当然受到一定时间环境的牵制,但也还有人类共有良知的审视,更根本的基础是善恶的区分。各民族的民间文学绝大部分作品都有教人弃恶从善的意味,难怪理论家说民问文学是大众的教科书。有人说“文革”中某些人失了人性多了兽性,人性也有善恶,妒忌就是一种丑恶的人性。而“舐犊”也是兽类都有的情性,并不恶。他所说的也许不是绝对的正确,但我感到是他善良的深思。当年我正准备撰写《壮族民间文学概观》一书,鉴于他在这方面知道的比我深且多,掌握的资料也丰富,提出希望他和我合作,共同完成。他拒绝,说:“没有那么多精力了,这里的几架书和资料,你需要就拿去。我死了,这些书你就搬到你那里去,对你可能有用。”我有点怅婉,他不合作,又提到死,也很感动他说把他的书籍都送给我。当然,他身后我没有照办。

  他1927年出生于龙州县那努屯贫苦的农家,原名农仕雄,14岁前断续地上过几年小学,多半参加劳动。1946年考上中学,边帮姐姐卖粥边上学。1949年参加左江游击队,曾任民运宣传员、文化教员、政治辅导员。解放后任县粮食股长,曾到华中师院、中原大学短期进修,后回广西任省教育局科员、中学校长、广西民院教员。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出席全国第三届文代会。也曾获广西首届、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和广西首届民间文学优秀成果奖。应该说,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壮族民间文学的拓荒者之一,对民间文学虔诚地敬业。也是一位诗人,他的诗歌和民间文学的实绩,值得我们珍惜。

  1988年暮春时节,他病重住院,我去看他。那时医院设备还差,没有空病房,走廊也住满患者。他的床位在上二楼的楼梯下,潮湿而郁闷,蚊虫也多,他的处境令人难受。他静静的躺着,我们相对无言。那些日子,正祈待他的康复。一个雨天,我正在学校办公楼开会,有人报知楼下有人找我。下楼,原是他的家人,前来告诉他已辞世。雨下得越来越大,一片哗哗,老天也在涕泗滂沱么?

  20105月在南宁 

  附记:本文所引用文字未注明出处者,均见侬易天《我与本民族民间文学》一文。 

  (作者:韦其麟,诗人,教授,广西文联原主席,中国作协原副主席)


  原文载于《广西文史》2011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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