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

黄庭坚与《宜州家乘》

广西文史

黄庭坚与《宜州家乘》

  古代的广西,向被视为“蛮荒之地”,因而也就成了不少朝代流放“犯人”(主要是遭贬谪的官员)的理想场所。而在这些被流放者中,有一些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耀眼明星,宋代文学家黄庭坚就是其中一位。

  黄庭坚才华过人,与和他亦师亦友的苏东坡略同。作为诗人,他与东坡齐名,号称“苏黄”,为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作为词人,他与秦观齐名,所谓“秦七黄九”是也;作为书法家,他与苏轼、米芾、蔡襄齐名,号“宋四家”。作为一个文人,能有如此成就和声名,可算是不虚此生了。然而他在仕途上却是一路坎坷,连连折翅。他先后做过的官有县尉、教授、知县、校书郎、检讨、著作佐郎、国史编修、别驾、知州等,除了知州,其余官职可以说没有一种是有点权势的,然而他只任过一任太平州知州,可上任仅九天,就又被罢免,简直是笑话。这也罢了,更倒霉的是,他还多次遭贬,而最后一次是被流放到广西的宜州,这里也就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

  关于黄庭坚被贬宜州的原因及其结局,《宋史·文苑六·黄庭坚》是这样记载的:

  徽宗即位,起监鄂州税,佥书宁国军判官,以吏部员外郎召,皆辞不行。丐郡,得知太守州,至之九日,罢,主管玉龙观。庭坚在河北,与赵挺之有微隙。挺之执政,转运判官陈举承风旨,上其所作《荆南承天院记》,指为幸灾。复除名,羁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闻命而卒,年六十一。

  最后一段中的“三年”,设若指崇宁三年,那肯定是错误的;如果是指贬到宜州的第三年,则庶乎近之,然而也还不无疑问,因为黄庭坚本人在宜州所作的日记《宜州家乘》,于此似乎透露出某些别样消息。

  《宜州家乘》所记,起自宋徽宗崇宁四年正月初一,讫于当年八月二十九日。因为该年多一个闰二月,故所记时间实际为九个月。作者逐日记载,不漏一日,然而今存者从五月二十到六月二十四日共三十四天的内容不知何故缺佚,故该日记所存,实为二百三十一天的内容,亦即二百三十一条。各条长者百余字,短者仅数字。其中有七十二天仅记月日干支及气候情况,尤以作者临终前一月即八月为甚,此月二十九天,有二十三天如此,这可能与他此时的身体不佳有关。至于这日记是否还有其它内容佚失,也就是说是否还有崇宁四年之前的内容,则可能性甚小,因为《宜州家乘》本名《乙酉家乘》,乙酉年即崇宁四年。从名称看,应当是不涉及其他年份之事的。而提及这书名,特别是要提及这书的问世,就必须要提到范寥其人了。

  范寥,字信中,蜀地成都人,是个颇带传奇性的人物。黄庭坚在《宜州家乘》中评他为“好学之士也”,然而同为宋代人的费衮所撰笔记《梁溪漫记》卷十有一篇《范信中》,实为一篇范寥传记,所记范某行状,居然是位白昼杀人,到人家中吊丧而席卷所有的白金器皿开溜,且又曾到处投师修仙学道,最后又因告人谋反得官的奇人。费衮评之曰:“其人纵横豪侠,盖苏秦、东方朔、郭解之流云。”范寥本不认识黄庭坚,然而十分仰慕黄之为人和文章,崇宁三年秋天,他听说黄庭坚贬来宜州,就只身远赴广西,于次年三月十四日抵达宜州,第二天拜见黄,从此与黄形影不离,直至黄去世。他后来在《宜州家乘》序言中回忆说,黄写了这部日记,“名之曰《乙酉家乘》,其字画特妙,尝谓余:‘他日北归,当以此奉遗。’”当年九月,黄庭坚忽得重病,死于宜州,身边无一亲人,范寥为他料理后事,而这部日记却被人乘乱偷走,十八年后,即宋高宗绍兴癸丑岁(1133年),忽有一友人将此书抄录寄给他,他于次年刻印出版,改题《宜州家乘》。

  以理度之,假若黄庭坚果真贬在宜州三年,则此书所记,仅最后一年(实际不到一年)之事,则书名不如用其原名《乙酉家乘》,更为贴切。然而,山谷道人何以在前两年不记一字,而于最后一年逐日记之?不得而知。至于书名《家乘》,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四《家乘》释之云:“山谷晚年作日录,题曰‘家乘’,取《孟子》‘晋之乘’之义。”所谓“晋之乘”,语出《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榜杌,鲁之春秋,一也。”“乘”本指晋国的史书。引申过来,“家乘”犹言“家史”也。

  《宜州家乘》文字简略,却可以见出作者人生最后之旅程的一段面目。

  宜州时的黄庭坚,处境是艰难的。这从《家乘》中可以窥见一斑。他在宜期间,当地的地方官秉承执政者旨意,对他百般苛待,比如居然不让他住在城内,甚至住寺院也不行,而让他在城边一带几次迁徙,最后只好住在南门城楼上,《家乘》在正月初六日条有“始迁书药入新居”,于五月初七有“自此宿南楼,范信中同之”。所居之处条件自然简陋之极,连洗澡也无法办,日记中就多次提到去居民家借浴。如正月十七日“浴于小南门石桥上民家浴室”,四月二十四目“浴于城南民家”,等等。有一条史料记载:黄庭坚与范寥住在南门城楼时,一日下大雨,黄从卧榻上将脚伸出檐外淋雨,对范说:“信中,吾生平无此快也!”虽可见出山谷道人处逆境而不馁的精神,然而那居住条件之恶劣,从中亦可得知一斑。日记中极少提到当地官员,然而在八月初三条却特别记下了宜州知州党明远当天死去的消息,这恐怕多少是有点别样意思的。

  但是,同样可以从日记中看出,与官方的冷酷势利截然相反,宜州百姓特别是士大夫,对黄庭坚十分友好。

  首先是在精神上给予慰藉。山谷以近花甲之年,只身远窜边徼,远离亲人朋友,且在流放地又遭官方虐待,其精神之苦痛不言而喻。宜州士人对这位饱受创伤的文坛巨子充满同情,运用各种方式来解除他的孤独寂寞。例如陪他下棋、聊天、饮酒、游山、沐浴等等。日记中仅记下棋就有数十处。常来陪伴作者的有区叔时、秦禹锡、王紫堂、郭全甫、欧阳佃夫、管时当、李元朴、刘君赐、黄积微、高允中等等,当然还有那位范寥先生。

  而物质上的馈赠支援,更是经常性而大量的。作者多年遭贬,家庭不富,生活方面自然很成问题。通观日记内容,他在宜期间,大部分生活资料来自宜州(含所辖数县)士人的无私赠予。以基本的米粮为例,三月初六日,“郭戎送枇杷,甘甚,又送面两石”;三月十九日,“莫彦照送粟米”;三月二十五日,“普义送粟米二斗”;四月十九日,“普义寨寄粟米山芋”;五月十六日,“彦明送粟五斗”;七月初九日,“全甫送麦五石”;七月十三日,“陶君送面十斗”;八月二十八日,“积微致糯三担”。所送米粮,实际上远远超过了作者个人所需。而除米粮之外,作者所收到的其它各种赠品更是五花八门。以食物为多,如酒、鱼、羊、虾、蟹、笋、菌、茶叶、鹅、山芋、山药、椰子、橄榄、金橘、人参、枇杷、木瓜、蜜、牛脯、雀鲊、糟姜、香蕉、梅子、石榴、板栗、茄子等等。也有用品,如鞋袜、瓷瓯、竹床、坐垫、朱砂、菜桶、界方、猿皮、蜀笺等。还有香料、花之类。四月初三日条就记有人送人参十两及其他东西。也有送帛送钱的,如正月十五日“得嗣文书,送五缣”;二月初一日,“带溪文颀刲羊见馈,继以建溪北果,又以万钱为寿”。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馈赠和精神慰藉,作者在宜州的生涯就会惨不忍睹了。

  顺便提一下,在宜州友人赠品中,作者几次提到一种名为“八桂”的酒。这个酒名似乎很有意思,今天广西名酒中好像并没有这一品牌,广西特别是宜州的酒厂老板们,为何不利用一下捧出这个品牌呢?

  《宜州家乘》的内容有一点是可以注意的,那就是:在长达二百多天的日记中,没有任何作诗撰文的记载。作为一位以文章安身立命的文豪,这是很不正常的。而事实上,作者在宜州期间,也应当很少吟诗作文,这从今存山谷文集亦可寻得证据。这其实不难理解:风烛残年,流放蛮荒,子然一身,未知命丧何时何地,诗思文兴恐难寻来。况且他之被贬宜州,也是被政敌以文章作口实所至,文以贾祸,何必多作?

  黄庭坚卒于宜州后,宜州人民对这位不幸陨命他乡的文豪予以深切怀念,以建祠堂、建衣冠墓等方式加以纪念。他的祠堂名为“山谷祠”。1979年,笔者曾偕友人韦谦之寻访该祠,当时祠堂在一工厂内,已是断垣残壁,破砖碎瓦,屋顶都已没有,一片破败凄凉景象,令人怃然。尚存者还有几块石碑。一为《龙溪黄文节公祠碑》,为清道光八年庆远府知府李彦章立,约千字,当时笔者全文抄录了碑文。据此文,山谷祠最早建于南宋,开始时建于黄庭坚死前所居的南门城楼处,宋嘉定八年署理宜州知州张自明访得黄氏另一居处,遂移建其地,并就祠堂扩充为龙溪书院,且买书院田一千六百亩以养士。以后数百年,当地均置有祠户看守料理。然而这一古迹在“文革”中未能幸免。我当时所见景象,大约就是造反派们的杰作。另一碑刻有黄庭坚像,并题有《山谷先生自作像赞》四句,曰:“似僧有发,似俗无尘;作梦中梦,见身外身。”颇可玩味。

  近日电询宜州友人,知当地已在北山公园内重建山谷祠,并重修山谷衣冠墓。山谷九泉有知,亦当引宜州人民为知己吧!

  (作者:杨东甫。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研究员)

  摘自《广西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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