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民俗

广西民俗研究民国时期成果

《广西通志·民俗志》

  《中华全国风俗志》 胡朴安编著。广益书局民国12年(1923年)出版。分上下编。上编集 编的广西民俗部分有:总志三十八则,桂林二十八则,柳州十九则,庆远十三则,思恩十则, 泗城五则,平乐十八则,太平十四则,镇安十则,郁林八则,共二百一十五则。这些材料, 多引自《粤西丛载》、《太平寰宇记》、《方舆胜览》、金 《广西通志》和历代《一统志》、 广西各地府志。材料排列由古及近,以近为主。此书把散于浩繁卷帙之中的风俗民情资料摘 抄整理,汇集成卷,便于查阅求索。但区分习俗之陋,均从当时思想认识出发,又因其非田 野作业所获,难免有差错。 《苗荒小纪》 刘锡蕃作。上海商务印书局民国17年(1928年)出版。作者于20年代有志于 广西少数民族研究,在深入大苗山调查之后写成此书。材料详实,全面反映了苗、瑶民族的 社会生活。计有居住、服饰、家庭、婚变、祭祀、音乐、娱乐等项,为了读者了解苗、瑶习 俗提供了较多的材料。 《广西瑶山两月观察记》 任国荣作。民铎印刷公司民国18年(1929年)承印。20年代,作 者深入大瑶山进行调查,占据丰富材料,分上中下三篇撰写,详述了大瑶山瑶族服饰、饮食、 居住、交通、信仰、交际、生育、婚姻(恋、结、离、易)、丧葬、仪节等民俗。 《西隆县苗冲纪闻》 雷雨编述。民国22年(1933年)印行。西隆县今分属隆林、西林二县。 此书记述了该地苗民的衣、食、住、婚姻、娱乐等习俗,材料真实。作者力求以科学态度综 述苗俗之外表内因、纵横相连的关系,颇有特点。如“……发辫依然,无论官厅如何训导, 绝不敢剪,谓此系盘古以来之故物,不敢弃旧迎新”。又如着裙,“裙长及胫,拖曳飘摇, 步履生风,每与人谈,插手裙头,亦有一种特殊风韵。裙内无裤,而束以小布,与日本妇女 同;所异者,日本妇女已嫁用白色,未嫁用红色,此则无此区别也”。编述者按曰,“此句 得之传闻,未曾以科学方法证明。”中肯求实态度可见。 《岭表纪蛮》 刘锡蕃著。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3年(1934年)印行,次年再版。作者在深入 实地调查之后比较客观地记述了广西苗、瑶、壮、侗等民族的各种习俗,凡三十章。诸如居 住、服饰(瑶装、苗装、侗装、壮装、边防土人特装、饰品) 、家规、婚姻(逃婚、离婚、再 醮)、聘礼、丧葬等,内容极为丰富。为现代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花蓝瑶社会组织》费孝通、王同惠著。民国25年(1936年)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重版。全书分六章,以社会组织为轨迹,从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家庭”写起,继而“亲属”、“村落”、“族团”(范围有伸缩性,时指民族时指民族中的一支系。)及“族团”间的关系, 由小及大,由单一到复杂,全面叙述了大瑶山花蓝瑶的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具体展现了花 蓝瑶的婚姻、生育、丧葬、生产、饮食、居住、石牌制、信仰、交际、贸易等种种习俗。材 料详实系统,具体形象,是近代我国社会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的重要专著。这本专著的两位 作者,当时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刚结为伉俪。他们在蜜月中应广西省政府之约前来大 瑶山调查,以一伤一亡的代价,做出这部专著的成就。吴文藻在专著的导言中赞誉“王同惠 女士费了她的生命给我们立下了社区研究的基石,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宝贵的成就”,“愿意 读者能珍视这一点收获”。

  《粤江流域人民史》徐松石著。中华书局民国28年(1939年)出版。作者系广西容县人, 有壮族血统,曾任上海沪江大学、之江大学、华东大学教授。此书是研究壮族的一部重要著 作。它对壮族族源、分布、语言、铜鼓、习性、风俗、信仰、地名文化等特征进行了纵深论 述。如族称,其对“桂通志谓性好冲突,所以得名”的说法持否定态度,而认为是古音“牂 牁僚”演化为汉族民间俗称“壮古佬”再到“壮”的简称,抑制了鄙视少数民族的封建意识, 从语言学角度提出了新证。徐松石还于民国35年(1946年) 出版了《泰族壮族粤族考》(中华 书局)。作者在前书基础上作了横向联系,考证壮泰民族的源头来自古粤(越)。

  《瑶山散记》 唐兆民著。民国31年(1942年)出版。全书分三十七节,论及金秀瑶山和 桂平大藤峡瑶民的生产关系、生活习俗(酒、歌、肉、吃蛇、医术)、信仰习俗、性格特征, 瑶民与大藤峡起义、太平天国革命的关系也有详述。此书对全面了解瑶族历史文化颇有价值。

  另外,这一时期的地方志,大量记载了各地的民情风俗,且记载的份量大大超过清代。 如清代苏士俊等修纂的《南宁府志》记载整个府和宣化县(后为邕宁县,县治今南宁市)的民 俗不超过干字,民国26年(1937年)出版的莫炳奎等修纂的《邕宁县志》第四十卷“风俗”门, 详写了时令、婚姻、生寿、丧祭、饮食、服饰、交际、承继、习惯 (礼仪、信仰、称呼、用 旧历、再醮)、宗教等内容,一万多字,比苏士俊《南宁府志》多了约十倍。

  30年代,《(南宁)民国日报》的“青山塔”、“出路”等副刊发表过一些民俗文章,如 民国21年(1932年) 先后发表的《南宁乡村婚嫁的恶习》(4月20日)、《富川县之奇怪风俗》(6月24日)和《恩隆县调查记略》。文章表述有一定事实根据,但寻根溯源并不十分确切。

  民国22年(1933年)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主办的《教育旬刊》,也断断续续刊登 了不少风谣,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社会风气习俗的朴素看法。《广西省政府公报》第八至十二 期曾发表杨煊的《广西民俗概述》,内容有“生活状况”、“婚嫁情形”、“丧葬情形”、“其他习尚”四大部分,共三万二千字。这篇全广西的民俗概述主要依据各县府给省府呈报 的风俗调查材料,具有全面性和真实性的特点,但由于作者指导思想的错误,笼统把民俗当 作一种病症,把民俗中的丑陋当作民俗的整体,自然批判居多。

  1944年至1945年间,《柳州日报》开辟“民风”专栏,薛汕受命于重庆新成立的中国民 俗学会,发表了不少的民俗调查和民俗理论文章。1947年至1949年,《广西日报》 (先为南 宁版,后为桂林版)也发表了不少民俗调查和民俗理论文章。《广西日报》(桂林版)1949年9月27日第四版发表的刘章瑜的《研究民俗的态度上》认为:近百年的民俗研究都限定于汤姆 斯(Thorns)所确定的范围,昨近已发见这个定义的不完善,“于是民俗学家就修改他的定义, 主张民俗学是口述的文化和传统,定是民间的信仰、习俗、制度、娱乐、传说、歌谣、故事、 艺术、工艺等,研究时要注意到它们的起源,和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作者认为,以 往人们研究民俗的态度值得“一番检讨”。其一是“视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奇风异俗,则不免 陷于绝大的错误”;其二是“把民俗与迷信等量齐观”;其三是“当我们认其为野蛮时,就 不免偏见而影响着研究的结果”。他还认为:“自我中心”的民族意识往往蒙蔽寻求真理的 认识作用,我们要钻进新研究的对象团体中,去认识他们的民俗,正如他们研究自己的民俗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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