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理论研究

地方志与爱国主义

《广西地方志》

  地方志与爱国主义

  修志要有“义”,即主旨。弘扬爱国主义是地方志的要义之一。对爱国主义的弘扬,不同时代的志书,有不同的手法。历史的经验和新的社会环境,要求新时代的修志者,在主体意识上,要将爱国主义的旗帜举得更高,以灵活有效的方式,对这种精神加以弘扬。正是基于此,第一轮所修的志书,又具有了昔时志书所不具备的特殊功效。

  一、弘扬爱国主义是志书应有之义

  著名方志学家寿鹏飞曾写有一篇《方志本义管窥》。他在其中说道,方志之义,就是方志的主旨,亦即修纂志书之用意所在。“方志体要,在正人心,厚风俗,明正谊,陈利弊,垂劝惩,诉疾苦,补救时政之阙失,研究民生之荣枯……足为治理龟鉴。是故秉笔之初,必先确立正大之主旨。修志要先确立主旨。什么是修志的主旨,也就是说为什么而修志,希冀所修志书起到何种效用,达到什么目的。

  总的原则当然是经世致用,有益于世。宋人郑兴裔有一段为志界反复引用的名言:“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后来之守是邦者,亦庶乎其有所据依矣。”在具体表述上,说法就多了。有为裨治道者;有为反映民间疾苦,为民鼓呼者;有为忧时警世者;有为兴利除弊者;有将自撰志书作为向皇帝进献万言书者(如明沈榜所纂的《宛署杂记》20卷,每卷皆以一字代之,此20字合成便是五绝一首:“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都;太平无以报,愿上万言书”);有为息纷争者(如刘文彻主修的光绪《海门厅图志》,就是因“海门划沙建治,壤畔纠纷,不有地图,奚资考证?”);有修志为立言者(如冯梦龙纂的《寿宁待志》,除了记地情之外,还记了他在寿宁的施政纲领、治理活动等,目的之一就是“借志立言”);有为寄托乡思者;有为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反对分裂、反对外来侵略、为保家卫国出力者;有为方便文士写作而辑志书者(如王象之说他辑《舆地广记》,目的之一便是“使骚人才士,于一寓目之顷,而山川俱若效奇于左右”);有为恢复被歪曲历史真相者;有为驳斥某种论调者(如续俭、范紫东纂修民国《乾县新志》,用意之一就为驳斥戴季陶所谓西北“野蛮”、“语言粗俗”),等等。

  不但一部志书有其总的主旨,就是志书中的各分编,也各有其旨。如林宓在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的后序中说:“举昔时牧守之贤,冀来者之相承也;道前人物之盛,冀后生之自力也……”还有人开列出,记山川道路,“务知险易不忘戒也”;录丁口畎亩,“务察息耗毋由夺也”;记贡赋、物产,“务裁阔狭同民利也”。

  在笔者看来,将上述多种表述,都可以归纳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一条。这是历来方志中,无一例外的共有之“义”。

  地方志,志地方。地方者,人们之桑梓也。是生于斯,长于斯,活动于斯,乃其亲故、祖宗产业、桥道、庐墓之所在,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不与之息息相关。正所谓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也。志书记述故乡的山川地理,风俗民情,都能使人睹乡土而生爱,见先贤而思齐,激发决心报孝乡梓之情。爱乡之情,无处不在,无人不俱。小而村镇、区县,中而省市,大而国家。正是这种爱乡之情,孕育了爱国主义的情操,成为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

  二、古代志书中,如何弘扬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的基本旋律,在方志史中是一脉相传的。无论古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最基本的做法,便是记述好地情、民情、历史的演进。要记出一地山川草木、自然物产,建筑设施、古迹文物,民情风俗等的情状,古往今来该地之祖辈人群、乡贤、名士的优良品质,以及他们对地方、对国家、对人类作出可引为骄傲的贡献。总之是要记出乡土的可爱来,从而凝聚起人们浓浓的乡情(时下通行所说的“乡愁”),由爱乡土而上升到爱国家。地方志中那种不实事求是,将地方写成“地皆乐土,人皆圣贤”的夸饰做法,固不可取。但一地自有一地的可爱之处。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中,讲到方志之功能与价值之一,便是促使人们爱乡和恭敬桑梓的心理:“盖以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点,其受之于遗传及环境者,盖深且远;而爱乡土之观念,实亦人群团结进展之一要素。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示之以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其鼓舞浚发,往往视逖远者为更有力。”

  着力记好地情,无论是“承平”时代,还是动乱年代,都是志书弘扬爱国主义最基本的方法。当然,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其具体的弘扬方式,自有不同,所具功效也有差异。任是所谓“盛世”的承平时代的志书,也会虑及深远,有警世之语辞。正因为是“盛世”,与之俱来的,最高统治者也往往受“炀蔽”,或者“上下酣嬉,事堕冥昧之中”;或者地方官员的残暴、贪腐,危害国计民生,潜藏着引发社会危机因素。这个时候,地方志书便以其记实的手法,加以暴露。向人们揭出“某也仁,某也暴,某也廉,某也贪,某也才,某也闒茸。书之者灿然,闻之者足以戒”。从而影响统治措施的局部调整,以保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利民利国。这就是爱国主义的表现。

  当国势衰微,出现危局,产生分裂,或因外来因素,致使国土沦丧之时,志书弘扬爱国主义,往往表现为反对分裂,提醒人们勿忘故土,鼓励为恢复失地而努力。如唐贞元宰相贾耽,曾撰有《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图》、及其《别录》《吐蕃黄河录》等。其“义”就是鉴于当时吐蕃占据了陇右,唐中央仅能守于内地,对于吐蕃所占之地的镇守状况不可得知。他撰辑这几部书,不仅在于提醒、告诫人们(当然主要是统治者),要了解当时西北的情状;还在于为朝廷用兵恢复作参考。乐史撰的《太平寰宇记》、欧阳忞撰的《舆地广记》,是北宋先后相隔130年修撰成的、都是200卷的两部大型全国总志。由于边防背景相似,他们撰志,都不以五代时被外割的燕、云十六州等,尚在“化外”而弃置不顾,而是与宋域内之地,给以同样的记述。反映出著者及时人不忘故土的心绪。南宋孝宗朝程大昌撰有《雍录》和《北边备对》两书。是时关中已为金所有。前书主要是记考关中帝都之事,同样也是表示不忘故土之意;后书则对北边各朝,因宫廷政变、外族入侵而导致帝王出逃和返京等记之颇详,实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恢复、经略西北地区的主张。南宋淳熙时罗隐曾纂《新安志》,这是一部名志。他自称如此编纂法及笔法的运用,“皆有微旨”。因当时北方大片土地沦陷,爱国之士,无不日夜希冀保家卫国,驱逐强敌,恢复中原。著者的微旨,就是顺应人心,用志书激发人们的报国热情。这些都是国家分裂时期,志书弘扬爱国主义的一种方式。

  明清以降,尤其是进入近代以来,由于面对外来的袭扰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弘扬爱国主义的方式又有不同。明代中后期,东南沿海不少志书,都注意了记载反对倭寇袭扰,抗倭卫土英雄人物的事迹。如明隆庆时黄一龙所修的《潮阳县志》中,记了其时倭寇侵害潮阳,当地军民奋起反击,两广督抚黄桂芳、总兵俞大猷大破倭寇的经过。乾隆《永顺县志》及其后嘉庆时的县志中,在记述土司的历史时,都载记了历史上永顺土司兵与保靖土司兵,同赴苏、松等地,抗击倭寇之事。为适应防倭抗倭之需,有些志书甚一改传统的内容格局。如潘敦复纂的万历《乐亭志》,在内容上特重海防,除卷前有《海防总图》之外,还将兵防单独立志,详载了边防设置、武器配备等。

  东兵备道汤日昭修的万历《温州府志》,也一改历来“详于民事而略于兵防”的做法,详记了兵防布置、军事要塞,将志书修得“。嘉庆松江府志》记有宛如一部军事地图”《历史上抗倭经验及前后期战略、战术上的不同。明中期以后,江、浙、闽、粤等省,都修出了诸多的海防志,主要就是为防倭抗倭服务的。

  三、近现代志书的弘扬法

  进入近代,面临帝国主义对我边疆的觊觎和公然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志书对爱国主义志的弘扬采用了多种形式。

  形式之一,是注意明畛域、述疆界、重国防的历史,以及在外交上寸土不让的边界谈判、维护领土的交涉。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修的《吉林通志》中,详记了中俄、中朝的勘界经过。记有光绪十五年,长顺在边界上设立的“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等十字界碑十座,并详载了碑址、各碑相距之里数等。民国3年《吉林汇征》中也记载了《中朝图们江勘界始末》《中俄勘界始末》,详记了中、俄、韩三国勘界详情,并载有十块界碑的位置、立置时间、历次迁徙情况。民国13年《宁安县志》载有光绪十二年清使臣吴大澄受命与俄员重订界约,增立界碑,建立铜柱,铭刻“疆域有志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民国36年广西《思乐县志》和《钦县志》,均载有中法战争中,建立中越两国界碑的数量、方位、碑文,并载有《中国与法越立界条约》等。

  形式之二,是在志书中,注意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宣示危机,警醒国人不可忘却外来侵略的忧患,呼吁国人为卫国保边而行动起来。如光绪《盐城县志》的做法,是辑存抗击外来侵略的历史资料,示人不可忘记历史,载有光绪六年的军备抗俄,七年的军备抗法,二十年军备防日,以及禁止奸商贩米出洋济寇反华的不法行为等。光绪三十三年(1907)《安南县乡土志》的编纂者,认为“国家为乡土之集体,乡土犹国家之细胞,欲引起儿童爱国心,必自乡土志始”。所以他们在志书中,特别提醒国人:“方今英据缅甸,法窥越南,滇、黔门户,狡焉因逞。安南达滇、越之声援,亦生斯土者所宜究心也”。讀宣统元年(1909)修的辽宁《新民府志》,在志序中提出,由于日本“拓殖势力之狂,已使东北人民生计之日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人肩一存亡休戚之责”“人人具赴汤蹈火、毁家纾难之志”,应当“富者出其才(财),贫者出其力,士竭其智,氓效其能”。

  形式之三,是直记国人抗击外来侵略者的英雄壮举,表彰他们可歌可泣的爱国精神。道光二十八年(1848)朱绪曾所辑的《昌国典咏》中,结合相关史事,以歌诗体形式,歌颂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勇士。如其卷10《定海令姚公殉节处》一目,详载了姚怀祥抗英死节事迹之后,系绝句一首曰:“浩然劲气折飚轮,青骨知君死后神;血食英灵能捍患,永教东海不扬尘”。光绪三十三年新疆《昌吉县乡土志》,在《氏族》目内,记有清末北疆民团领袖徐学功,在石河抗击沙俄侵略军伪装商队进行不法勾当之经过。

  形式之四,是记述侵略者以强力所加给的不平等条约,痛悼失地,哀我国民。光绪二十五年(1899)屠寄主持编纂的《黑龙江全境舆图》中,特别编绘了咸丰八年(1858)以前,黑龙江之左、外兴安岭之阳失去的土地,对旧疆新界均清楚标注。尤其是对俄国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强占中国领土,表示痛恨。宣统三年编成的《新疆图志》,特设有《国界志》《交涉志》,载了新疆与俄、英的关系,特别是记了沙俄侵我领土的全过程。对鸦片战争后,沙俄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我国西北领土、掠劫我国人口,进行经济侵略和政治、军事上颠复的种种罪行,唤起国人的觉醒。

  形式之五,是揭露侵略者占我土地,惨无人道残我人民的暴行,激发人们的国恨家仇,唤起上下同仇敌忾。民国8年的《瑷珲县志》记述了17世纪至20世纪初,沙俄侵略我国黑龙江大片国土的历史过程,其中包括《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之签定,“乌苏里江以东九十万三千英方里之地全入于俄”的详细经过。还记述了沙俄侵略者,把居住在海兰泡5000余名中国人赶进黑龙江活活淹死,以及在江东六十四屯大肆烧杀抢掠,将中国人赶出家园、骇人听闻之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

  民国18年石荣暲纂了一部《库页岛志》。此时库页岛已被俄人侵占石氏尚专门修其志,本身就是继承了两宋志人,修“化外”地志的爱国传统。书中在哀我国土之失,对丧权辱国当政者的斥责和控诉,做得淋漓尽致,读来使人泪下,又怒不可遏。正如张鹏云在书序中所云:“序此书,心碎矣。读不终卷,不禁泪涔涔矣。明明我之土地也,人攫之而我无力拒之,犹可言也;人攫之而我不知,不可言也。此岛在明代领于努儿干都司,岁捕海东青方物贡朝,不有明《努儿干永宁寺碑记》可据耶?在清代隶于宁古塔将军,每岁贡貂皮,不有《清一统志》、《职贡图》可据耶?土地,我之土地;人民,我之人民也。乃视同化外而放弃其统治权,为何者耶?吾闻立国之道有三:曰土地,曰人民,曰政事。阙一不可以立国。有土地、人民,而政权不能及,是立国之道不备也。立国之道不备,能禁人之攫取耶?此真可为痛哭者也。或曰海外一孤岛耳,地僻而硗,得之无所益,失之无所损,何悲之甚也?予曰:田有畔,地有疆,行政有区域。故大吏曰疆吏,而官曰守土。域以外不可问也,域以内以皆我政权所宜及,岂可以地之僻远、土之硗瘠而弃之?且我之所悲,不仅此一岛而已。自有康熙二十八年中俄界约,而外兴安岭以北之地全失矣。自有咸丰八年中俄条约,而黑龙江以北之地全失矣。自有咸丰十年界约,而烏苏里江以东之地全失矣。内地数千里且不恤,拱手让人,况海外一孤岛乎?此吾所为痛哭不可止者也……若使奋力抵抗,败而为他人有,犹可言也。不出一兵,不备一战而听人唾手得之,不可言也。营兵数百万,人民膏血尽矣。不能保守固有之疆土,而任人宰割,听客所为,尚复假救国之名,敲贫民之骨、吸老弱之髓,坐视封疆之沦陷,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忽焉不加欣戚于心。谁秉国成,乃使大好河山破碎至此?试问全国疆土,能经几次断送耶?每念及此,直欲哭无泪矣。”痛疆土之失,对当政者无能而丧土失地的直接控诉,更能激发人们的爱国感情。

  到了民国时期,外敌侵略的种种危机,更日益加深。最后日本帝国主义更把大规模的侵略战火,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迫使我们不得不全民族都投入了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在战争爆发之前修的志书,当然仍持呼吁、唤醒国人维权保国,自强图存的做法。如民国18年修的《同安县志》,专设了《外交篇》,除开列外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外,还特别提出,我国势之衰,外交、司法人材之缺,“始基不慎,后悔无及。乃特于外交一门,参互考证,详悉备列,庶吾民触目惊心,急于培植此项人材,庶将来或有争回自办,收入裁判之一日,于国体商情,不无少补云”“领事官在通商口岸,兼司法之权,亦属夺我自主。呜呼,我国人其猛省哉”。民国26年修的《绥远志略》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国内忙于内战,给了外敌入侵的机会。“绥远得地势之优越,物产之丰富,交通之便利,为西北贸易之中心,握经济之重镇。惟年来国人忙于内战,无暇顾及边陲,以致绥远之商业,为强邻所侵夺,利权外溢,深为可惜……而造成外人经济侵略之机会。”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志人都把志事看作是抗日行动的组成部分,抱着为抗战而修志的宗旨,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有的甚是在敌机炸弹声中,抢修志书。直接用行动弘扬了爱国精神。在志书的记述内容及体例上,有人特别提出规划,应设立“抗战”专篇,以鼓舞士气,激励人心。凡“境内英勇壮烈之战役,地方受害情形,敌伪侵据时之设施,败降之经过,及我存抚规复诸大端,固宜一一详叙;就如僻壤陋巷,匹夫匹妇可歌可泣之事迹,一树一石存毁迁移,关乎史事者,亦须博咨周访,考订记之。”此期间,虽然修成的志书不是很多。但从已修成的部分志书来看,多半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如江西的《峡江县志稿》,记述中国军队在其境内的战事、广西《隆山县志》记昆仑关之战;有的把抗日阵亡将士名录入于忠烈祠,如湖南《澧县志》。

  就是处于后方地区的志书,也着力于为抗战出力。如1940年刘裕常修的四川《汉源县志》,因为时值“抗战建国之际”,县处“我国民族复兴根据志”,他希望志书修成之后,使本县“人手一篇,藕此以互相研讨,互相策动,改适县政,巩固抗日救国基础”。黎锦熙所纂的陕西《洛川县志》,对于抗战,“凡一才一艺,一言一行,一事一物,犹谆谆不厌其详,务使人人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借以振衰起懦,敌忾同仇,共赴国难”。

  四、当代新志书所体现的特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志事呈现出一个根号式的发展历程。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一段修志试验,在“文革”中基本中断。70年代末开展起来的正式第一轮修志,才达到根号上面的高平台。这轮志书的断限,基本都定在鸦片战争以来,至开始修志时的一百余年。这一百多年中,中国社会经历了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社会性质不同,社会面貌各异。志书要涵盖这样两个时段的内容,故在弘扬爱国主义这一志“义”的做法上,除了部分沿用近、现代以来志书的传统方式之外,又有了新的方式。这新做法的出现,非无源之水,而是时代特点使然。

  第一,是更注意从国家之痛中,记取历史的教训,昂扬民族精神的正气歌。

  新中国的第一轮修志,时值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刚逝去的那场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经历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给中国人民带来痛苦最深的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它对于这一代志人来说,硝烟虽散去,伤痛尚存身。社会各界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凶狠残暴,无不记忆犹新;对国家分裂、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体会也最为深刻。而且,从战争结束以来,全国还没有过统一的修志活动。所以,无论从这一代志书所面临的历史使命,还是这一代志人的内心情感,都有更明确的以史为鉴意识,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自觉性。

  这一轮所修的志书,抗日战争是其记述最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故用力最多。凡侵略者铁蹄曾到过那些地方的志书,大都设有专门的篇、章、节,较详细地记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艰苦斗争史实;记述了中国军队,自始至终,在正面战场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与获得的重大战绩;记述了人民群众,对抗战军队的拥护与支持,以及以多种方式,从多方面打击侵略者的自发斗争;还记述了许多原先的地方割据势力,甚至不少的土匪、帮会、流氓组织,以及社会的不良份子,都表现出了较强的民族意识,做到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具体事例。日寇武装魔爪未曾伸到的大后方地区的志书,也注意记述了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广大人民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甚至毁家纾难,支持抗战的行动与热情。总的是尽可能地写出了该地人民为抗日做出的贡献,写他们的骄傲与自豪。真是有声有色,凛凛冽冽,让人读来,怯者生勇,血脉愤张,豪气倍增。写成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也写出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

  有的志书在修纂中,还注意探索记述这场伟大民族战争的经验。如上海的宝山、金山两部县志,根据历史上的抗倭、抗英,尤其是两次淞沪抗战战场的实际,分别设立了《外患编》和《御侮志》。将战争的背景、经过、始末加以交待,接着详记在境内的主要战斗,而后是揭露侵略者的暴行,再记人民群众对战争的支持和付出。《宝山县志》这一篇的编目,更是经过仔细推敲才确定的。先是拟为《攘外志》《外侮志》,最后才选定《御侮志》。他们还总结出,记述反对外来侵略内容的指导思想,应当“既要写敌人入侵之无理,又要写国人抗日的决心;既要写战争的惨烈,又要反映军队在艰苦条件下忠贞报国的气概;既要写敌人的残暴,又要写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奋起抵抗。不应当记述成单纯受屈辱的灰色场面,要写成吹响火红战斗号角的民族正气歌”。

  第二,是充分地反映地情的时代风貌,燃起浓浓乡情,张显家国之可爱,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1949年之前和之后,中国不但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的旧社会,进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社会。生产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由过去几乎是单纯的农耕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化,并开始迈向信息化的社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水平大为提高,全国各地无不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喜人局面。国人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国际地位也空前提高,几乎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和领域,都有着中国的话语权。生活在这片国土上的人们,无不自信心和自豪感充斥胸臆,溢于言表。无论是家居或外游者,谈到家乡,谈到中国,都喜不自胜,豪情满怀。志书以存真求实的笔法,记述好这样一种地情、民情风貌,就极大地张显了乡情的感召力,充斥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力量。

  第三,是特别注意了海峡两岸的联系与沟通。

  历史的原因,使得目前国家尚未完全统一。海峡两岸经历了四十余年间隔之后,正是顺应民意人心,面临着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使命的历史时期。基于这样的现实特点,故在志书的内容的涵盖和修纂方式上,都注意了摒弃自为壁垒的愚蠢做法,特别注意了海峡两岸的联系与沟通。

  基于同一文化传承,海峡两岸都重视修志传统的继承,这是开展相互交流的基础。台湾自1945年光复之后,修志工作即已恢复。40年来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不但官方重视,许多民间团体,甚至个人都很重视。台湾各地都有大陆各地赴台人员的同乡会。为了联系乡谊,怀念桑梓,各同乡会都很注意乡邦文献资料的收集。不少同乡会或个人,还着手编纂或重印故乡的志书。这种感情,有如舒城同乡会编的《舒城县志》的序言所言:“吾侪远离乡关,久羁海曲,犹时以桑梓山川景物之清佳、衣冠名物之殷富、人才艺文之宏伟为念。”在对这些故土地情的整理编纂之中,更激发了他们的乡谊和对故土的怀念之情。大陆自20世纪的50年代,即开始了修志。后因“文革”动乱而被迫中断。自70年代末起又开展大规模的修志活动。

  但是,由于两岸40年的间隔,互不往来,音闻不通,给双方的修志都带来了困难。台湾方面,无法看到大陆的档案及近40年变化的资料,修出的志书只能详远略近。如台湾青田同乡会编的《续青田县志》,上限始于光绪元年,下限至1986年。由于近期资料缺乏,许多篇章下限不得不止于1949年。有的由于近期资料缺乏,不得不改写成专志。如浏阳籍台胞谢碧云先生编著的《浏阳县地理志》。同样,大陆方面由于对去台人员的行事也缺乏了解,所修志书,难免出现语焉不详,留下遗憾。

  为了弥补这些遗憾,两岸的方志工作者都感到加强联系沟通,尤为迫切。起初,由于台湾当局尚未允许“三通”,这种相互交流是很不顺畅的。一些资料的来往不得不绕道香港,甚至经由美国。尽管如此,历史的的潮流,毕竟是“青山遮不住”。从资料交换、互赠志书、人员来往到同在一起参加座谈会、研讨会都先后开展起来了。

  大陆方面,还在志书修纂过程中,尚待入志的一些资料,稍加整理披露,就在旅居海外侨胞、特别是港澳台胞中,引起了不凡的反响。湖南省南县志办利用农业志中的资料,写成《洞庭湖里稻花香》,展现该县已由过去的“水乡泽国”,变为现在的旱涝保收的“鱼米之乡”;利用教育志资料写成《故国桃李吐芬芳》,介绍了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选介去台人员留在大陆的家属,取得成就的事例。通过对台办的《海峡之声》播出没几天,就收到一些听众的来信。有人说,听到家乡变化的报道,“有如身临其境,倍感亲切”;有人说:“我离开家乡已40余年,但家乡的一草一木仍历历在目,常常思念不已。连续听到家乡变化的广播,更勾起我对家乡的思念。我决心要在有生之年,为海峡两岸统一做点实事,以报桑梓养育之恩。”

  在修志中资料往来交流的事例,更是数不胜数。如陕西《安康县志》,就可以说是两岸同好者合力修成的。修志之初,台胞徐生杰先生听说家乡开展修志,便亲到几家图书馆、档案馆收集,并在台北购买一批,共约百余万字的资料寄回县志办。1988年回乡来探亲时,又接受了负责收集县志人物卷中有关去台人士资料的任务。《江陵县志》修纂中,一位台胞便将台湾学生书局影印的乾隆《江陵县志》、旅台同乡会编的《乡贤人物小传》等资料,经由美国,再转香港,而由去港探亲的乡人带回。

  方志人员的来往交流,是海峡两岸公务人员交流最先出现的一个群体。他们可以说是破冰之士。据我所知,光是两岸方志学术座谈会、交流会、讨论会,截至2000年底,就不下六七次之多。如1989年在香港大学举行的《中国学术研究之承传与创新研讨会》,就有两岸的方志工作者在会上宣读论文。19907月在广州召开的“粤琼港澳台地方志学术交流会”,两岸五地的学者,都认为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通过编修地方志,回顾和总结历史,可以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与凝聚力,从而更好地振兴中华。这是海峡两岸修志工作者共同的愿望及担负的神圣的历史责任。都希望今后能加强联系与合作,互相提供经验和条件,完成当代修志大业。19938月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在广州召开的华夏文化与地方志学术讨论会,就邀请了台湾政治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台湾逢甲大学、台湾中正大学、台湾中研院,以及香港大学、澳门大学、澳门日报社的学者参加。与会者的共识是,修志传统的坚持,是中华文明能够几千年延绵不断,并铸就优良传统美德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两岸都在编修新志书,有许多各自的经验、教训,也有许多问题要探讨和研究。希望两岸学者今后加强联系与合作,共同努力,弘扬华夏优秀文化,完成祖国统一大业。2000年之后,更有多批次的大陆方志工作者,赴台参观、考察、互赠志书。

  五、当代志书弘扬爱国主义的特殊功效

  再从志书的功效上来说。早在1981年就有人提出,要邀请海外华侨、外籍华裔、港澳台胞,特别是大陆暂居台湾的同胞参加修志工作。所以,阐扬两岸同胞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期盼相互关爱这种亲情的意识,是十分明确的。在这种意念指导下修成的志书,不仅成为外部世界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窗口,也是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散居世界各地炎黄子孙了解故乡,重温乡情,慰藉乡思的重要载体。故而具有了推动两岸交流、促进祖国统一的这样特殊的功效。

  如果就地方志书的功能给以定位的话,最恰当的莫过于是“根的纽带”。新编志书在推动两岸交流、促进祖国统一的特殊功效,正是从这个“根”的多方面表现出来,成为相关人群寻祖觅根的根据和教材。有些市县在修志中,首先就编纂了“乡友录”“游子录”一类的资料。如1986年编的《浙江在台人物录》收入380人;陕西的《三秦游子录》收入世界各地及港澳台胞人物125人等。新志书中,无论是收入此类的名录,还是为一些旅居在外的人物立传,加以收载,都表明了故乡对他们的牵挂。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多少人手捧志书,便如身在亲娘的怀抱,能感觉到老娘暖暖的体温,引起深深的乡思,成为慰藉他们乡思的载体。如侨居美国的戴受恩先生,19924月回云南探亲,见到新编《红河县志》,高兴地说:“很好,很好!海外华侨只要看到这本志书,就知道解放四十多年来,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后代看到此书,了解前辈出国谋生的艰辛史,就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先是哪里人,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国和家乡。”1990年夏,原国民党一位将军吴先生,偕夫人从台湾回广西上林县探亲。县政府送他一本新编《上林县志》。他接过志书激动地说:“这是最有意义的礼物。我虽生在上林,但长年在外,对家乡知之甚少。这本志书是我了解家乡的最好向导。我回台湾后,一定要向上林籍同乡宣传。”他将志书带到台湾同乡会上传阅时,乡友们无不欢呼雀跃。由于人多书少,就选择人们最急迫知道的章节来朗读。在聚会的几天里,这本志书从一人之手传到另一人之手,甚至有人彻夜不眠,抢时间轮流阅读。奉化市是蒋介石及俞国华等人的故乡。该市的志稿中,尽可能客观地记述了奉化旅港澳台及海外人士的业绩,还将蒋氏父子在家乡的一些资料加以载录。19925月,书将交中华书局出版的消息一传出,便有美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侨胞、同胞来电、来信、来款订购。许多人都是将志书视为治疗思乡病的良药。

  有的志书中,只载一个人物,甚至只是一条相关的资料,就能激起许多游子思乡念土之情。新编的上海《崇明县志》,为本籍人、中国第一位远洋船长陈干青立传后,遂使散居世界各地的陈氏后人、亲属20余人,相率回来向崇明县政府表示感谢,并提供新的资料。浙江《嵊县志》修纂中,将一位企业家的家史搞清楚了,此人高兴非常,特邀该县志办主任去香港作客。浙江省新编《青田县志》中,为民国以来一位重要人物陈诚立了一个千余字的传,并配有照片一帧,客观地记述了传主的功过。不仅使许多青田旅外人士受到感动,也使陈氏不少僚属感激动容,增强了他们的向心力。

  正是老娘的温情,使亲人间偶有的一些误解和怨气,也得到化解。山东烟台的《福山区志》,在志书中专设有华侨、港澳台的专编。发行到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引来了大量捐资、投资。一位台胞张品三先生寄诗称“修纂县志末史页,异乡游子同归心”。旅居澳大利亚的林从澄先生,因其父留居国内时,“文革”中受到冲击,曾决意不再回国。但于本志的《社会名人录》中,见到对其父事迹的客观记述后,给志办来信说:“过去我父仇对祖国家乡有意见,是不对的,家乡人民并未抹杀我父亲为民办的好事。‘文革’中受一点挫折,就像母亲屈打孩子一样,孩子怎能因此而记恨母亲呢?”自此之后,经常回来走动。有的志书则解除了一些台胞对大陆、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疑虑,拉近了相互间的距离。川沙县台胞、原国民党的少校张先生,在台当局开放民众回大陆探亲后,很想回来看看,但心存疑虑,于是让其子先回来探探情况。其子回来看到新编《川沙县志》中,对其在大陆时的行事记述得比较客观,自己才放心回来。毛森曾是国民党里有名的特务,是江山市人。新编《江山市志》中,记了他在上海屠杀大批共产党人的事。他为此毕恭毕敬地写信回来说,这都是事实。但“各为其主”“现在写我的这些事实,是不是违背了你们‘既往不咎’的政策呢?”市里回信告诉他,我们讲实事求是,“我们写的是事实,历史不能改变。你回来,我们一样欢迎,这是我们的政策”.其后,他果然回来了,省长还接见了。他到自己的母校看了,还捐赠了500美元。

  更多的是加深了对大陆的向往,甚至有了对共产党感激之情。时任台湾设计委员会委员、淡江大学教授朱垂鍸先生,看过新编江西《瑞昌县志》后,就很动情地说:“过去我在江西省任政府委员时,也曾有帮助家乡发展的愿望,但由于基础太差,愿望终成泡影。没想到我去台湾四十年,家乡发展得那么快,由过去三等小县而升级为市了,真不简单。盛世修志颂太平。看来中国的希望在大陆。”前面提到过的《上林县志》中,将原国民党总统府第六局中将局长何福荣列入名人录,为其胞兄何福桐还立了传。他看到后激动不已,对前去香港探亲的胞弟说:“共产党真是博大胸怀,处事客观公正,合乎情理,令人钦佩。”不顾已经86岁的高龄,依然拿着志书到处宣传家乡40年来的变化。1989年春节,台胞徐先生将《武进县志》带到台湾在乡亲中传阅。一位原本对共产党持敌视态度的老先生看了之后说:“家乡变化这样快,所以大陆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1993年《临夏回族自治州志》出版之后,原青海省主席马麟之孙、台北大学教授马凯达先生,看到志书记载了自己先辈,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同分裂西藏的亲英分子的英勇斗争,粉碎了分裂西藏的阴谋;并出兵抗击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大牺牲的事迹。十分感慨地说:“过去我零零星星看到先人们的历史完全是罪恶史。这本志书里功过兼述,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我回到台湾后,要广泛宣传,为家乡出力。”

  这样的事例,难以胜述。表明这个特殊时段修纂的志书,这种特殊的功效确实存在,不可忽视。随着这些志书的广泛发行,读志用志进一步开展,这种功效将会更加显现。

  爱国主义是地方志的主旋律。我们这一轮所修的志书,是高举了爱国主义的大旗,弘扬了这一主旋律的。

  (作者:诸葛计,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2017年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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