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理论研究

例谈志书述而不论与揭示规律的关系处理

《广西地方志》

  地方志代代相传,定期普修,在长期的编纂实践和理论构建中,形成了述而不论的重要原则,与生不立传、横排竖写、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等共同构成方志编纂的基本原则,为每一位方志编纂者奉为圭臬和准绳。同时,地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要充分发挥存史、资政、育人的三大功能,除了全面系统地记述一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又要尽可能发掘出这些资料的潜在价值,揭示出这些资料后面的本质特征来。志书既写其然,又写其所以然,既写出客观现实性,又揭示客观规律性,才能为读者正确认识一地的历史和现状提供科学的依据,起到鉴古知今的作用。
  述而不论与揭示规律,似乎非此即彼,根本无法两全。但这一问题又恰恰是二轮修志中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两者关系能否处理好,直接关乎二轮志书的质量高低。述而不论与揭示规律是矛盾的统一
  述而不论与揭示规律绝不是针锋相对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矛盾的统一体,它们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相互否定,又相互连结、相互依存、相互渗透。
  首先,述而不论不等于没有观点。地方志作为文化产品,历来是官修,二轮修志更是明确规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还对二轮修志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风貌、正确反映发展成就和曲折问题等方面提出了记述观点上的具体要求。事实上,几乎每部新编志书的凡例中首先明确的就是编纂指导思想,也即自我规定了记述时必须牢牢把握的编纂观点。在编纂实践中,编纂者也从来不会以自然主义的态度来罗列搜集来的所有资料,选择怎样的资料、如何处理已选资料,无不贯穿着编纂者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评价,体现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其次,述而不论同样可以揭示规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中既明确了坚持述而不论的原则,又提出了“寓观点于记述之中”的方法论。如前所述,搜集和筛选资料时,哪些入志、哪些删除,在谋篇布局时,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具体写作上,采取怎样的方式方法,都不单是纯技术问题,其中必然浸入了编纂者的思考和意图,这尤为典型地体现在地方特色、时代特色在纲目上的升格处理中。况且,志书述而不论,并不是完全排斥议论,它主要指的是“不能把叙事与议论夹杂在一起,更不可对所有的事件都作结论性评述”。而志书的三级概述,尤其是志首的总述,本身允许展示编纂者的思想观点,可以画龙点睛地加少量启示性的议论和评述。
  述而不论前提下如何揭示规律
  虽然从概念、操作两个层面厘清了述而不论与揭示规律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方志在具体编纂实践中,如何既坚持述而不论这一不容违背的原则,又能在客观、真实、全面、系统的记述中较好地彰明因果,揭示一地各业的发展规律,仍旧是一个难题。应该看到,各地在二轮修志的实践中,已经在此问题上进行了不少积极的探索和努力,虽然其中不少操作实践也许是无意识为之的。下文,笔者主要结合《张家港市志》的编纂实践,提出述而不论前提下揭示规律的几个途径,以求教方家。
  一、特色内容纲目升格设置
  纲目是整部志书的设计蓝图。地方志的纲目设置,应合乎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的实际,做到横分门类,归属得当,层次分明,排列有序。一部志书,除与各地类同的常规篇目外,为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一般均会设置一些特色篇目,或将特色内容作升格处理。特色篇目的设置或特色内容的升格处理,实质上体现了编纂者对该部分内容的“隐性”评价,而这种评价,无论是褒是贬(当然主要是褒扬),因纲目的“显性”而变得格外凸显,读者可以由此直接感受到编纂者的观点和意图。
  “张家港精神”是《张家港市志》记述时限内最重要的一个事物,曾被《人民日报》社论誉为“伟大理论的成功实践”。从上世纪90年代起,它的影响不只是在张家港,在苏州、在全省、在全国都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慕名前来学习考察者数以万计,尤为值得一记的是1995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张家港时,为张家港精神亲笔题字。也正是在张家港精神这一强大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的推动下,全市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如何记张家港精神,最初仅把它设为“精神文明建设”卷“思想道德建设”章下的一节,后来把它升格为章,位置居后。现在的总纂纲目又把它的位置提前,作为该卷的首章,章下设张家港精神内涵、弘扬张家港精神、张家港精神效应、张家港精神影响力四节,以丰富翔实的史料,浓墨重彩地书写这一张家港市的“市魂”。同时在该卷末设专记“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在张家港市召开”,详尽记述张家港精神形成、发展、弘扬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通过纲目升格、突出重要位置、加大记述篇幅和力度,这一由敢为人先的张家港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创出的时代精神——张家港精神,自然显得厚重饱满。编纂者所要传达的“张家港精神是推动全市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宝贵‘市魂’”这一观点,自然也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二、充分利用三级概述特点
  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中,各地普遍使用了三级概述形式:志首以总述开篇、各卷下设卷下序、各章下设章下序,是为体例上的一个重要创新。二轮修志中,三级概述仍然是绝大多数地方的选择,尤其在全志之首冠以宏观层次的总述,则近乎是所有二轮志书共同的选择。
  三级概述具有总摄各卷各章甚至全志的作用,横向勾画相关总貌,纵向展示发展历程,把志书中的块块状态打通,能让读者从整体上一览一地的全貌。也正因如此,概述能将横分各门类之间内容的因果关系揭示出来,弥补各门类内容之间联系的不足,较好地反映事物的内在联系,把全志所记的历史与现实都置于不断运动、变化的发展之中,揭示它的发展规律,从而实现“导其振兴腾飞之机,策其安上全下之术,以居高瞻远之韬略雄策,唤起人民爱乡、爱国之雄心壮志,循康庄大道而奋斗前进”的功能。在写作方法上,概述也相对宽松,可以采用述议结合的方法,总论本地区的大势大略,对自然和社会、历史与现实的长处和短处、优势与不足进行分析比较,对它们之间的相互矛盾、产生原因、地区发展的潜力和远景等作进一步评述,直述观点;或总结经验教训,或阐明优劣之势,或预测未来发展,或探讨科学发展规律。《张家港市志》总述分成三大部分,摘取前两部分的小标题如下,即可窥见一斑:
  张家港地理环境优越
  张家港历史悠久
  张家港文化底蕴深厚
  张家港是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革命老区
  张家港人民有着团结拼搏、敢为人先的时代风貌
  张家港市是一个产业繁荣、颇具实力的中国十强县(市)
  张家港市是一个通江达海、外资密集的港口开放城市
  张家港市是一个整洁优美、环境友好的宜居生态城市
  张家港市是一个人民生活殷实、百姓认可的小康达标县(市)
  张家港市是一个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文明法治城市
  三、精选材料合理取舍
  胡乔木曾指出:“地方志的价值,在于它提供科学的资料。”地方志作为资料性文献,自然离不开以万数计的各种资料。最大程度的搜集、拥有资料是编好方志的前提,合理的选择、利用资料才是编好方志的关键。原始资料精华与糟粕并存、信息含量也有高低之分,编纂者必须遵循一定的思想原则,脑海中必须牢固确立所编志书究竟为谁服务这个根本宗旨,才能做好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精选材料为我所用的工作。所谓“意在笔先”,应该是每一位方志编纂者恪守的一条工作标准。材料选好了,表达精当了,反过来又能显示出编纂者的褒贬、好恶、爱憎和是非态度。
  一要选择真实而准确的材料。资料必须过好审核关,如果资料本身有人为拔高、弄虚作假、自相矛盾之处,不管有意为之还是无意识造成,务必删除或纠正。否则,方志就失去了存身立命的基础,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将无从谈起。《张家港市志》“对外经贸”卷初稿中,设有“1998~2005年全市自营产品出口额一览”的表格。笔者在编辑时,对1998~2002年的数据与2003~2005年的数据呈现的巨大落差心存疑惑,认真查阅历年的统计年鉴后恍然大悟:前者为市经委系统的工业产品出口额,不是全市性数据,而后者则涵盖了全市自营产品出口额。因此将表格名调整为“1998~2005年全市(经委工业)自营产品出口额一览”,并在表后加注说明了相关情况。越是客观、越是实事求是,资料的说服力反而越大,因为读者的疑惑会不自觉地放大和迁移。
  二要选择典型独家的材料。典型的材料就是能深刻地揭示事物的本质,且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强大生命力的材料。独家,则是“编纂独具一帜志书的重要一步”。典型独家的材料,有时只需如实、客观地实录其事,交待清前因后果,即能给读者一个基本判断。《张家港市志》“土地”卷记述了“废弃地复耕权属移位法”这一张家港土地管理中的独创之举:
  80年代乡镇企业创办初期,存在着用地无计划、审批无手续、土地利用不合理等现象,造成部分土地闲置废弃。为满足乡镇企业用地需求,1991年10月起,全市采用“废弃地复耕权属移位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即把散布在各处的非农业建设用地,经过复耕实行等面积交换向规划区集中,通过地籍变更登记发证,使企业获得土地使用权的一种管理方法。废弃地复耕权属移位法是张家港市的创新之举,推出之初引发了不同的看法和争论,曾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通报批评和指责。1992年8月和9月,《新华日报内参》和人民日报社编印的《情况汇编》先后选登《新华日报》苏州记者站站长盛修济介绍废弃地复耕权属移位法的文章,废弃地复耕权属移位法最终得到国家土地局局长王先进的肯定和赞扬,认为它既可免去繁琐的用地审批手续,节约了巨额公共设施的投资,又体现了开源节流,保持耕地平衡的原则。后该方法在全国推广。至1995年,全市共办理废弃地复耕权属移位面积1666.67公顷。1997年10月,苏州市政府下发《关于严格保护耕地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意见》,提出土地置换概念,这一概念涵盖了废弃地复耕权属移位法,自此废弃地复耕权属移位法被土地置换替代。
  上述文字既做到了“述而不论”,也很好地体现了“寓论于述”。对“废弃地复耕权属移位法”这一创新举动,编纂者记述虽然客观,但字里行间仍然显露出了对这一创举的褒扬。
  四、写作技巧加强记述深度
  要“寓褒贬于事实中”,写作中的一些技巧不能忽略。相同的材料,不同的处理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写作技巧使用得当,能自然加强记述的深度,同时也能较好揭示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来。
  一是巧用数据的对比或递增递减率。数据在志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经济篇,很多事实都必须依靠数据来说话,而且数据也真的能“说话”。《张家港市志》“财政税务”卷如此写财政收入的规模:
  1986年,全市预算内收入1.91亿元。此后至1990年均逐年递增。1991年,全市预算内财政收入出现下滑,这也是1986~2005年间唯一一次下滑,是年全市预算内收入2.26亿元,比1990年下降9.53%。1993年,全市预算内收入上升至4.31亿元,是1986年的2.26倍,1986~1993年年均增幅12.32%。
  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全市财政收入进入持续高速增长阶段。是年,全市预算内收入为5.14亿元,1997年上升至11.5亿元,首次突破10亿元。2000年起,全市预算内收入每年递增均超过10亿元,其中2003年、2004年均比上年增收超过20亿元。2005年,全市预算内收入上升至108.38亿元,首次突破100亿元关,是1986年的56.73倍、1994年的21.08倍。1986~2005年,全市预算内收入年均递增23.68%;1994~2005年,年均递增高达31.93%。
  虽然20年的财政收入主要由枯燥的数据构成,但这段文字没有简单的罗列数据,通过数据的比较,我们看到的是全市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后增幅更大。由此自然能得到一个结论: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财税体制改革,带来了全市财政收入的连年大幅增长。
  二是彰明事物发展的内外部因果关系。因果联系是事物普遍联系的一种反映,将事物在发展变化中的因果联系记述清楚,就能直截了当地揭示出事物兴衰起伏的原因及其利弊得失。以上面的引文为例,突出1994年分税制管理体制改革这一分水岭,也即道明了前后两个时期发展变化的原因所在。以工业为例,它的发展速度,与当时的政治形势、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等外部条件息息相关。方志编纂者记述工业发展,必须写清这种因果关系,如果视这些内外部因素于不顾,就事论事地记述工业的发展变化,就很难说明该业的成败得失。
  三是选用关键词作点睛之笔。可在叙事中慎重而又恰当使用褒贬词语来表明爱憎或是非观念。这主要对已有明确定性定论的一些人、事、物,如“文化大革命”等。还可以由材料的记述自然带出点睛之笔,实事求是,总结经验教训,揭示发展变化规律。此类点睛之笔,是与资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起概括、揭示作用的表达形式,是在记述事物发展历程基础上“就事论事”,是记述的有机组成部分。《张家港市志》“人口”卷这样记“老龄人口(60周岁以上)”: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为97939人,占总人口的12.02%,比1982年的7.02%上升5个百分点。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为126549人,占总人口的13.22%,比1990年上升1.2个百分点。按国际通行的65岁以上为老年人口标准,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为66375人,占总人口的8.14%,比1982年的6.69%上升1.45个百分点。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为88763人,占总人口的9.27%,比1990年上升1.13个百分点。根据国际通行标准,全市已步入老年型社会。
  最后一句“全市已步入老年型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结论判断,但它是前述材料的科学而自然的延伸,是记述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并不突兀,也没有违背述而不论的基本原则。该卷中“婚姻”中写“全市人口婚姻状况总体稳定”,“家庭”中写“全市呈现家庭户数不断增加、家庭规模逐步缩小的发展趋势”等也均是如此。
  志书追求揭示规律应避免两种现象
  综上所述,志书述而不论与揭示规律并不完全抵触,是矛盾的统一体,而且在编纂实践层面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既确保遵循述而不论原则,又能较好地“寓观点于记述之中”。但志书编纂在追求揭示规律时应切实避免两种现象产生。
  其一,要尽力避免编纂者个体主观色彩。每一位编纂者其实都有两种身份,一是为志书编纂机构代言的职业身份,一是仅代表自身的私人身份。编纂者在编纂过程中所呈现的观点,代表的是编纂机构的观点和态度,也因此,编纂者必须时时处处站在志书编纂机构的立场上发言,而不能流露出自己的好恶和褒贬。但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人也常有表达自己的欲望,有的编纂者在记述完事物的发生、发展和现状之后,总想陈述一下自己的观点,特别是所记的人、事、物为自己所熟悉,或者参与其间,或者个人发展曾受到较大的影响和关联,就更有“不吐不快”的感觉。而越是这种情况,所持态度越是个人化,越有可能偏颇甚至完全错误,从而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是非的争议,影响了资料的客观性,更从根本上动摇了方志的基础价值。如某镇编镇志,涉及到一位当时正被司法机关拘押、过去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上市公司老总,对相关的篇目中要不要记、如何记这个人物,意见不一。有一位编辑态度异常坚决地反对记,理由他熟悉这个人物,知道他风光时傲慢专横,鄙视劳动,对普通劳动者缺乏同情心,他当选劳模本就不得人心,更不要说现在因重大经济案件被拘押了。后来我们说,按收录标准,这个人物该入志那就没理由删除。况且把这样的人物写入志书,同样有鉴古知今的作用,至于如何记则是另外的问题了。
  其二,要尽力避免编纂者随机、无度评议。适度、控制,应该是编纂者“寓论于述”时都要想到的两个关键词。不管是前述揭示规律的哪一个途径,都要受这两个词的约束,尤其应极力避免志书“夹叙夹议”的写法、爱作结论性评述的写法。即使在三级概述中的必要议论,也要把握好适度性,过犹不及。笔者再提一下对纲目设置的升格,特色内容的升格设置,确实能彰显地情特色,或时代特色与地情特色俱显,为志书增色生辉。但假如打乱纲目设置的基本原则,想当然地去设立特色卷篇,或特色卷篇太多,就会给人以“滥”的感觉,反而失去了它的意义,把好事情办坏。这样的教训在二轮修志中还是不难见到的。
  (作者:朱永平,张家港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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