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理论研究

志书资料的质量要求

《广西地方志》

  志书是资料著述,以资料系统、翔实著称。资料是志书的生命,要想编纂一部合格的志书,必须首先做好资料工作。在1986年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胡乔木同志就明确了地方志的本质属性,他说:“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著名学者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中指出了方志与其他著作的不同:“方志之著述,非如哲学家、文学家之可以闭户瞑目其理想自创获也,最主要之工作在调查事实,搜集资料。”方志学家黎锦熙在《方志今议》中说:“凡欲纂著一书,必告搜集资料,资料未齐,遽而秉笔,妙手空空,一筹莫展,操觚之士,谅皆有此经验矣。”资料于志书如此重要,资料的质量也就是志书质量的关键。笔者结合修志实践,对具备哪些要素的资料才达到质量要求略谈一二。
  能反映全局面貌的资料
  能反映事物全局面貌是对资料质量的一个基本要求。地方志是记录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或自治区范围内自然和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历史和现状的资料书。它需要反映某一特定区域范围或行业内的整体面貌,总的发展趋势,发展变化的总体脉络。例如,《广西概况·农业机械化》对解放后广西耕作机械化的记述:“50年代,广西使用从苏联、波兰等国引进的牵引式3铧、4铧、5铧犁及圆盘耙、钉齿耙等耕作机械,均为旱地型,不适应水田作业。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广西相继研制成功适应水田作业的悬挂式水田耙、水田犁、旋耕机、机耕(机滚)船及滚田耙等耕作机械。1980年全自治区耕作机械拥有量达15.55万部,机耕面积78.25万公顷,占耕地面积的29.68%。80年代,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经营、使用农业机械的自主权,受土地经营规模、比较经济效益等因素的影响耕作机械化水平有所下降。1985年比1980年,耕作机械拥有量减少2.77万部,机耕面积减少31.59万公顷,机械化水平下降11.48个百分点。1986年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适应农户经营的小型耕作机械有较大发展。至1994年,全自治区拥有耕作机械24.69万台,比1985年增加12.13万台,其中机引犁6.19万台,机引耙5.02万台,旋耕机11.18万台,分别比1985年增加3.08万台、4.23万台和2.52万台。为扭转机耕面积连年减少的局面,1986年后广西农业机械化部门,加强调控力度,改革油料分配办法,调整收费标准,调动了机手参加机耕作业的积极性,耕作机械化水平逐年回升。1994年,全自治区机耕面积77.41万公顷,比1985年增加30.75万公顷,机械化水平达29.75%,比1985年增加11.55个百分点,但与历史最高水平的1978年比,仍少5.15个百分点。”不仅记述了兴衰起伏的前因,还运用相关统计数字记述了兴衰起伏的结果。立足全自治区的情况,记述比较全面,体现行业整体面貌。
  在某些志稿中,有以一个企业、一个社区代替一个行业、一个市、县的现象。以《广西通志·机械工业志》初稿为例,该稿第六篇记述广西重型矿山工程机械制造业的情况。广西该行业50年代有22家企业,60年代增至25家,70年代经调整剩下12家,至该志下限的1990年还有11家企业。在该篇的第三章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没有全行业基本建设投资的情况,没有全行业技术改造的投入和全行业技术装备的总情况,全章三节,每节写一个厂 ,以几家企业的资料代替全行业的资料。这3家企业虽是广西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技术装备比一般企业先进,其主打产品在质量上全国领先,国内市场占有率比较高,其余的8家企业,国家投入比较少,技术装备也与这3家企业不在一条水平线上,但这3家企业的情况并不能反映全行业的情况。因此,局部的、个别的、零碎的资料不能代替全面的、总体的资料,要真实反映一地、一行业的真实面貌,必须要有反映全局面貌的资料。  
  具有典型性的资料
  志书如果只有总体的、共性的、发展变化总趋势的记述,只有一大堆统计数字,写出来的是一条发展线索,容易出现枯燥无味、不深刻的毛病。要想通过资料揭示事物深层次的东西,要想增强志书的可读性,必须要有典型资料。以《广西通志·气象志》中气象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记载为例,在记述广西的总体情况时,记载50年代增加农业气候旬报和月报,研制农业气象预报方法,进行农田小气候观测;60年代提出为农业生产服务的3个观点(群众观点、生产观点、服务观点),要做到3个早(早准备、早会商、早汇报)等;70年代开展农业气候区划,80年代主要进行农业气候区划的推广应用工作。记载的是工作内容,具体的服务成果、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很难进行量化,基本没有记载,但典型资料可以从微观上反映出这些问题。该志记载了武鸣县气象局为杂交水稻制种服务的典型例子。“武鸣县的杂优水稻制种一直单产不高,总产不稳,每年都要高价从外地调入种子。武鸣县气象局针对杂优水稻的制种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调研和分析,写出《武鸣杂交水稻制种气候资源分析》、《武鸣推广种植杂优水稻的气候问题》等专题服务材料。1987年,县气象局派出人员深入制种村点,参与并指导制种,根据天气变化和田间小气候观测资料的分析,提供父本、母本的最佳播种期,提出田间管理意见。经与农业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取得突破性成功,全县共育出杂优种257吨,平均亩产132.7千克,比往年的最高产还多80多千克,第一次实现杂交水稻种子自给有余,仅种子调运费一项就减少投资30多万元。”这一典型资料把气象工作者开展农田小气候观测,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群众观点、生产观点、服务观点,气象工作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都体现出来了。
  典型,在希腊文中原本是模子的意思。同一个模子可以塑铸出许多同样的东西,典型也是通过某一个单个的形象反映了某一群或某一类人的性格特征。因此,典型是个别的,有时标志着某种新生事物的诞生,有时反应某种落后的残余势力的存在,但有时却可以以一斑窥全豹,对普遍性的东西通过对某一个体进行更深刻的揭示。因此,在搜集资料时,特别要注意这类典型资料。
  具有连贯性的资料
  志书不论是贯通古今的“通志”还是记载二三十年历史的断代志,记载的都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志书记述的基本要求是纵不断线,即每一个写作单元的资料,都要贯通始末,绵延不断,必须是一条完整的资料链。
  首先,志书在确定设立一个写作单元后,就会去搜集与这个写作单元相关的资料,这些资料必须是从该志书上限年份到下限年份连贯的不间断的资料,包括统计资料、其他文字、实物资料等。这些资料要求能够反映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面貌,能看出每一个发展变化阶段、转折点,并且能够反映阶段为什么会变化,怎样变化,变成什么样。要达到此目的,一是要有一张完整的统计表。这张统计表非常重要,一张完整的统计表首要是栏目要覆盖基本要素。例如《广西通志·农业机械化志》设置的“收获机械表”,其栏目有水稻割晒机、水稻联合收割机、打稻机、玉米脱粒机、烘干机、机械收割面积、机械收割面积占收割总面积百分比、机械脱粒面积、机械脱粒面积占水稻脱粒面积百分比。从表的栏目上,可以看到广西农业收获机械的主要种类。如果主要收获机械没列上,基本要素就不能算齐备。二是年份要从始到终,不间断。第二轮志书的时间跨度一般为15年至20年,表中包含断限内所有年份的数字,便于读者查阅使用。
  其次,要有揭示各次重要变化原因的文字和实物资料。统计表反映的是各种数字的起伏,但是不能反映为什么会出现起伏,这个必须靠文字记述来完成,因此要扩大资料的搜集面。仍以农业机械化为例,耕作机械的增加或减少,可能与体制变化有关,如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生产单位从生产队变成农户,是机械化水平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与生产成本高低有关,当时的人工成本非常低,甚至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但使用农机具,租赁、燃料、维护成本是要付出真金白银的;可能与财政投入的多少有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增加对农户购买农业机械化的补贴,是调动农民购买积极性的一个要素;可能与机械的适用性有关,80年代以前的农机具比较适合集体的、大块田地的作业,在个体农户的小块田地中施展不开,经过农业机械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一大批适合小地块的小型农机具的出现,是调动农民购买积极性的又一个要素;再有就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农民的经济实力增强,他们有了购买新型农机具的能力,等等。各时期、各阶段影响的要素不一样,只有通过文字资料才能交代清楚引起数字变化的原因。
  再次,要有每次变化后的实际面貌。资料的连续性,反映出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在运动着、变化着,没有什么事物是静止不变的。资料的连贯性就能准确记录这些运动变化的过程。
  准确可靠的资料
  志书的本质属性不仅强调其资料性,同时还强调它必须是真实可靠的,也就是说它必须是“信史”。清代著名方志学者章学诚在论述方志性质时说过,“志属信史”。“信史”强调的是资料的可靠性、权威性。
  首先要注意资料的来源。同一件事,不同的资料来源,往往记载不同。一是首选官方档案。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档案入库、管理制度的逐渐完善,档案中各种文件、工作报告、工作总结、会议记录、调查材料、申报材料、批复函件等等,比较完善,这些历史文献多是第一手资料,应该是志书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二是党报上的新闻,权威部门、著名专家学者编纂的专著、年鉴等。三是亲历者的日记、口碑资料等。尽量不用非权威部门的资料,不用小报新闻,更不能用社会上流传的未经核实的小道消息。
  其次要注意甄别搜集来的资料。由于种种原因,搜集来的资料并非条条可靠,即使是官方的资料,有时由于调查统计部门的调查对象、范围,统计口径的不同,或者用途的不同,也会出现同一件事不同的说法、差别很大的数据,对此一定要对资料进行认真的筛选、鉴别。基本原则是:
  记同一事件的不同文献,要从文献形成的时间和版本及载体去分析,注意这些资料产生的时代,产生的背景。一般越接近事件发生时期的资料越接近真实,越少人为篡改的可能,可信度越高。例如,关于红军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的勇士有两种说法,一是传统所说的红一方面军红一师一团的十七勇士,二是红三军团十三团侦察连的战士。1935年、1936年红军的战报、表彰资料记载的都是红一师一团的十七勇士;二是红军长征结束60年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红军老战士的回忆录提出的红三军团十三团侦察连的战士。这两种说法,一种以最接近事件发生时的战报、档案资料为依据,一种是60年后红军老战士的回忆录,且缺乏其他的旁证资料。因此,入志资料应该采用第一说。
  同一事件不同来源的资料,一般以权威部门的官方档案或官方公布的文书记载为准。例如记述一次水灾灾情,水利水文部门、气象部门、农业部门、民政部门站在各自部门工作职责的角度,可能各有一套数字,这些数字可能不完全吻合。水利水文部门的职责是观测江河水位,发布洪水水情,掌握洪水水情的权威;气象部门的职责是观测大气,预报天气,掌握水灾形成的气象原因、降水量的权威;农业部门的职责是了解农田淹没情况,了解农作物受损情况,及时组织恢复生产,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掌握农田淹没情况的权威;民政部门的职责是救灾救济,掌握人民群众房屋等受灾受损情况的权威。这些部门在其文件、总结等材料中,有自己部门掌握的资料,可能有互相引用的资料,在资料发生矛盾时,应该用权威部门的资料,用第一手资料。例如,民政部门向上级报告灾情,申请救灾救济款物的报告,会使用洪水情况、农田淹没情况、水利设施毁坏情况、房屋倒塌情况的资料,这些资料不可避免地与水利、农业等部门的资料交叉,由于所用资料的统计时间、统计口径、统计范围的差异,与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就有差异,在入志时需要与权威部门的数字校正。
  使用资料时,要注意以下几种旁证资料:
  一是文证资料。文证资料包括背景资料、考证资料等。背景资料有两种,一种是反映主题资料的时空背景的资料,一般有时间背景、历史背景、地域背景、人物背景、相关事件背景等,这些背景资料,有助于正确地理解使用主题资料,掌握资料真假分寸。例如对1980年宜山县果地村、果作村的村委会的记载。1980年,广西农村的改革刚刚开始,在推行包产到户的过程中,原有生产队的管理体制瘫痪了,新的管理机制没有产生,农村出现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果地村、果作村的农民自发地聚集在一起,选举村民委员会,制定村规民约,自己管理自己。果地村、果作村的村委会的产生是村民自治的一个创举,开创了中国村民自治、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历史,被称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其意义可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比,一个是政治上的典型,一个是经济上的典型。掌握这些背景,对于记载好这件事很有必要,否则可能会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村规民约埋没了。另一种是资料本身可信程度的背景资料。如果同一件事,要注意搜集各种不同资料,弄清各种不同资料的版本、出处、产生背景,对它们进行分析、比较、鉴别,如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资料,在浮夸风劲吹的社会大环境下,当时的粮食产量、钢铁产量、煤产量等均被浮夸了,60年代初期,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统计部门对大跃进时的数字进行了重新核实、调整,这些经重新核实的数字才是比较可信的。因此,即使是官方的档案资料,也需要放在一定的背景下去鉴别。考证资料也很重要。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的情况下,有数字出业绩,数字出官现象。一些部门有几套数字,需要报功时,数字是夸大的;需要报税时,数字是缩水的;需要政绩时,地肥水美,经济指标突飞猛进;伸手要钱时,地瘠民贫,经济萧条。内部一套数字,对社会一套数字,对上级还有另一套数字。因此一定要对资料进行鉴别。鉴别的途径很多。各种数字互相比较是一种方法,例如对某一行业产值的考证,可以结合其能源、原材料消耗量、纳税数额进行分析;实地考察也是一种方法,例如对某一地区人均收入的数字,可以对居民的居住情况、饮食情况、衣着情况、文化娱乐的消费情况等进行调查研究。
  二是人证资料,即口碑资料。这是一种以口碑资料验证文献资料,以活资料印证死资料的方式。这种方法有时也是必要的。例如,广西1994年完成了灭荒造林任务,并于1994年10月通过全国绿化委员会和林业部灭荒验收工作组核查验收,确认广西已达到林业部的灭荒标准。当年广西还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荒山造林绿化规划自治区称号。但这一荣誉的获得,并不等于广西完全没有宜林荒山了,其后各年的造林面积虽不及1993年、1994年,但直至2002年广西一年的造林面积仍有27.17万公顷,其中荒山造林17.47万公顷。因此在怎样使用1994年10月广西通过全国绿化委员会和林业部灭荒验收资料时,一定要慎重。
  三是物证。即以实地、实物的考察来定证、验证文献资料和口碑资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鉴别方法,例如,不少考古资料,出土文物,印证或纠正史书的记载。在第一轮编修《广西通志·军事志》时,也有这样的例子。发生在1929年和1930年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起义后诞生的红七军、红八军,过去的许多资料都将其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广西军区军事志编辑室的同志,收集了当年的不少物证资料,在当年的旗帜、印章、文件等物证资料上,红七军、红八军的全称均为中国红军第七军、中国红军第八军,而没有“工农”二字,这些物证资料纠正了传统的对红七军、红八军名称说法。
  四是理证。在使用文证、人证、物证三法之后仍不能弄清的问题,只好用理证,即根据验证人的思想水平、学识水平并运用辩证逻辑推理方法去判断资料是否合乎情理,是否可信。例如,1958年环江县亩产13万斤的报道,从已有的科学水平和栽培技术上看,是不可能的,这条资料不能用。但这种基于个人经验和推理的方式必须慎之又慎,不可武断轻率。对多种考证后仍有怀疑的,应采取存疑的做法,即将一事的几种不同说法的资料详细、如实地记录及说明,以供参考,采取多说并存的方式。对于志书使用的关键资料、重要资料,一定要注意考证。
  最后,对搜集来的资料一定要注意校对,否则再权威的来源,再好的版本,因为笔误也会使资料失去价值。例如《广西通志·民族志》送审稿中引用谢启昆《广西通志》的一段话:“永乐初,调湖广、贵州军征广西蛮,遂留戍桂林、柳州、平乐诸州邑,其戍守梧州则粤东军原以万数,今减三千。永乐二十一年,广西备御用湖广官军五千不足,复添五千分班轮戍。”但据谢启昆《广西通志》卷167,这一段有两个地方漏字:(1)“遂留戍桂林、柳州平乐诸州邑”,应为“遂留戍其地。后贵州军以征麓川撤回,独留楚军万人分戍桂林、柳州、平乐诸州邑”漏了20字。由于漏了这20字,留戍桂林、柳州、平乐诸州的是哪些军队就不清楚了,读者会误以为留戍的是贵州军,其实贵州军不久撤回,留下的是楚军。(2)“今减三千”应为“今为三千”。又如引自民国《平乐县志》的一条:“本邑汉族来源,来自东粤者多设商肆,来自三楚者多操工业,而来自江西、福建亦不乏其人。其散处乡村者,溯其籍贯,以四川流寓为多”,与民国《平乐县志》核对,应为“本邑汉族来源……以四省流寓为多”。“省”字变成“川”字,意思完全不同了。因此,资料校对,即把摘抄的资料与原文进行核对、校勘,检查是否有抄漏或笔误非常重要。
  (作者:王炬,女,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调研员,副编审。)

 

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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