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理论研究

试谈续志“丛谈”之编写

《广西地方志》

  方志学的创始人章学诚主张方志要设立“丛谈”。为什么要设“丛谈”,他说:“此征材之所余也。古人书欲成家,非夸多而求尽也。然不博览,至以为约取地。既约取矣,博览所余,拦入则不伦,弃之则可惜,故附稗野说部之流而作丛谈,犹经之别解,史之外传,子之外篇也。”(《方志立三书议》)
  “丛谈”非章学诚所创始。他说:“前人修志,则常以此类附于志后,或称余编,或称杂志”(《方志立三书议》)。就是说,方志早有此类例,只不过名称不同而已。明弘治《严州府志》卷十七为《杂志》。明隆庆《乐清县志》卷七为《志余》,内容包括古迹、丘墓、丛祠、释老、方伎、纪异、纪变、艺文、书目。明万历《滇略》书分十门,第十门为《杂略》,志琐闻也。内容相同相类但名不同的还有杂录、杂类、丛录、志逸、外记、琐记、拾遗等。
  “丛谈”记些什么内容呢?章学诚说:“凡事属琐屑,而不可或遗者,如一产三男,人寿百岁,神仙踪迹,科第盛事,一切新奇可喜之传,虽非史体所重,亦难遽议刊落,当于正传之后,用杂著体零星纪录,或名外编,或名杂记,另成一体,使纤夥饣丁饣豆,先有门类可归,正以厘清正载之体裁也。谣歌谚语,巷说街谈,苟有可观,皆用此律。”(《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章学诚所说“外编”、“杂记”就是以后定名的“丛谈”,其内容结合明清一些方志有关部分归纳,大致记奇闻轶事、裨官野史、谣歌俗谚、街谈巷议等难于归类又弃之可惜的资料。
  本届修志继承了旧志丛谈、杂志的传统,也有一些志书设立了“丛谈”、“杂志”、“杂记”、“志余”之类。如《苏州市志》第五十四卷为《杂记》,卷前小序云:“本卷主要收录苏州的遗闻轶事,内容包括地方掌故、名人轶事,以及有科学价值和健康趣味的奇异珍闻,以期从各个侧面真实生动地记述苏州历史发展中的某些片断和细节,反映苏州古城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风貌。”列几则记事的标题:《辛亥革命重要文献〈秋夜草疏图卷〉》、《清初苏州的抗清斗争》、《苏州的太平天国王府》、《雷允上与六神丸》、《松鹤楼“乾隆始创”牌子的推出》、《稻香村取名二说》等,由此可见内容之一般。
  《楚雄彝族自治州志》第三十七篇《杂记》有《史事珍补》、《史料拾遗》、《考辨》、《习俗》、《轶闻》等几部分。《史事珍补》有《胡耀邦除夕访彝村》、《费孝通三访禄村》、《郭沫若楚雄留题》、《远征军司令长官部驻楚二三事》等34则。《史料拾遗》有《姚郡守高氏源流总派图》、《镌字岩凤氏世系摩崖》、《〈哀牢夷雄列传〉中的三份彝文宗谱》等6则。《考辨》有《诸葛亮南征的路线考说》等3则。《习俗》有《灵竹与图腾》、《摩哈苴彝村的祖灵》等7则。《轶闻》有《县长和彝族打老庚》、《武痴子传奇》、《姚安龙华会传说》等9则。
  《晋城市志》第四十卷为《丛谭》。卷前序云:“异闻逸事,可供谭资;琐语佳话,亦助茗兴。稗官小说,考史者得为旁证;俚巷杂谈,议政者有所参听。辑于文集笔记,披览十数卷;搜诸志乘碑版,采撷百余则。或叙水土,或传人物,遗文古墨尚流香;或志掌故,或纪史事,字里行间多雅趣。寻章摘句,入眼无关名利;含英咀华,开卷有益身心。”该卷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记述诗话、文品、翰墨、政事、文人雅趣;下篇主要记述古迹、风物、义行、壮举,奇闻轶事。
  综观新方志的“丛谈”编写,与旧志相比,有了许多创新和突破。一、科学性大大增强。许多材料都是经过认真考证和分析研究才写出来的,也都出之有据,“神仙踪迹”等荒诞不经的内容都剔除出去了。有些奇异现象,如蛋中有蛋,空中出现不明飞行物,万蝶齐聚等,虽然暂时还得不到科学的解释,但编写目的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以后的科学研究积累资料。二、在全书中的地位提升。旧志中的“丛谈”、“杂录”等,被看作是“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不入正志之流。而新方志多把此纳入卷、篇序列,作为正文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印证、补充、辅佐、深化各篇章内容的角度选编资料,很多内容都具有珍贵的史料研究价值。有的内容看似琐屑,但可以增长见识,愉悦身心,作茶余饭后之谈资,亦有益无害。有些内容,其重要程度和存史价值并不亚于各分志,只不过是归类有些困难才居于“此地”。从“鸡肋”到正馔,从在“偏厦”到登堂入室,是地位上的提升。三、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大大提高。虽丛而有序,虽杂而不俗。编选著眼于鉴证史实,辑存史料,有利资治,有益身心,读者可领略耐读之情趣,于轻松中获益。四、体裁和编写方式更加灵活多样。一奇闻,一轶事,一嘉言,一懿行,一事件,一风物,一诗话,一杂谈,都可入编;或原文照录,或寻章摘句,或民间采风,或重新撰著,均可;或记,或志,或传,或录,或考,体裁灵便。这就增强了“丛谈”的丰富表现力。
  新方志设“丛谈”有什么作用呢?一是可以扩大志书的内容含量,使那些归类困难而又有价值的资料得以纳入。如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某地,在该地有重要活动,作了重要指示。大事记只能记某年某月某日某领导人视察,丛谈里就可详记。再如有些名人在当地的轶事,入人物传不合适,也可在丛谈里记。二是可以补充各部分记事之不足,起到印证史实,辅佐、深化内容的作用。如《晋城市志》记,1959年7月18日,中国作家协会为首次来访的尼泊尔作家举行茶话会,赵树理也参加了。人们都在欢歌漫舞,赵树理也清唱了一段上党梆子。尼泊尔同行赞赏他唱得有独特的风味。他后来告诉人,这是上党梆子首次招待外宾。这段轶事虽事不大,但反映出赵树理这个人民作家性格中幽默风趣的一面,是赵树理传记的有益补充。三是可以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些内容并非重大题材,也不是重要史料,但可备谈资,助茗兴,增雅趣,长见识,益身心。如《晋城市志》记“郝天挺谓其弟子元好问曰:‘学者贵有受学之器。器者何?慈与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之何?’”。一则很短的名人轶事,但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打个比方说,此类内容有如正剧外的小品,报纸的副刊,刊物的补白,也是读者所需要的。
  续志是首届新方志的接续之作,首届新方志许多好的编纂经验和方法,包括“丛谈”之设和编写,是应该继承下来的。其作用一如前述,无须再说。其称谓,丛谈、从谭、杂记、杂志、志余等,亦应多样化,不必强求一律。编写方法只能比上届更灵活,似也不必赘述。笔者要说的只是一点,即要破除一个误区,即认为志书是权威性的书,不容那些轶事杂谈存在,这是不对的。我们既要严肃,又要活泼。人们心目中的孔老夫子的形象,大概是正襟危坐,授徒讲学,不苟言笑。实际上,他也愿在暮春三月,约三五弟子一游。这是他既严肃又洒脱的真性情。比之方志,我们既要编成严谨的权威性资料著作,又要容许轻松活泼的“丛谈”存在。  

 

摘自《广西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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