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理论研究

试谈新方志记载失误的问题

《广西地方志》

  社会主义新方志要不要记载党在工作中的失误?如何记载失误?这是一个严肃的原则问题,也是修志工作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认真回顾几年来的修志实践,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并从中悟出正确的结论,这对于提高志书的政治质量,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
  前几年出版的志书,普遍存在着只记成绩不记问题的倾向,看不到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看不到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和艰难。有人说,这样的记载叫做报喜不报忧。
  这两年,这种情况逐步有了改变。但就整个来讲,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当前,志书记载失误普遍过于简略,具体表现,一是轻描淡写,几笔带过;二是只记共性,缺乏个性,只抄录已有的结论,缺乏当地的具体事例;三是只有时间和零星数字,没有过程和情节,反映严重危害的后果不够充分。例如,对于反右派斗争的错误,有的志书只在大事记中记了何年何月开始,何年何月改正;有的照抄中央关于反右派斗争的结论,再加上划了多少右派就算完事。又如对“大跃进”的错误,往往记得很简单,只有一些“到处搞炼铁小高炉,到处砍伐树木”,“虚报产量,征购过头粮”,“出现严重粮荒”,“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现象”等空洞的词句,缺乏具体内容,对由于“五风”而造成的浮肿、饿死人等严重恶果普遍没有充分的记载。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是蜻蜒点水,平淡肤浅,缺少完整的过程,缺乏应有深度,看不出前因后果,看不出这场“浩劫”的严重危害。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长期以来受“左”的影响,怕犯政治上的错误;有的还怕触犯某些领导等等。归根结底,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记载失误的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二
  社会主义新方志为什么要记载失误,我的看法是:
  (一)失误是客观存在,实事求是地记载失误,是修志道德的根本妻求
  任何政党和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的认识是由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经过多次的循环往复,才能完成的。常胜将军是没有的,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古今中外,一个也找不到。
  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发生过失误甚至严重的失误。忽视错误,掩盖错误,这本身就是错误。作为修志工作者,我们的光荣任务是要编修出合格的社会主义新志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备实事求是的职业道德,在修志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成绩就是成绩,失误就是失误;几分成绩就是几分成绩,几成失误就是几成失误,如实地予以记载。如果只记成绩不记失误,写出来的志书,就不符合实际,就是说假话,就会失信于民,为后人所咒骂,这是修志道德所不允许的。
  (二)志书是科学的资料书,如实记载失误,才能提高志书的科学价值
  志书科学性的核心,在于资料的真实。我们修志的目的,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志书要全面地、系统地、真实地反映地情,如实地记载一个地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败得失,前进后退、兴衰起伏,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并探索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志书不记载失误,又如何反映客观历史的真面貌,又怎么谈得上发挥资政和教育的作用?
  还应该认识,“失败者成功之母”,“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恩格斯曾经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那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邓小平同志也说:“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为什么我们能在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末提出一系列现行的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如实记载过去的失误,可以使人们引为鉴戒,不再重蹈复辙;可以为今天的改革建设提供根据,使我们少走弯路。这种精神财富的价值,是不可以低估的。
  (三)党对工作中的失误已经作了结论,记载失误是贯彻十三大精神的具体体现
  《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明确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必须“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检验志书质量高低的政治标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地、深刻地对建国以来党走过的历程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对各个时期的错误做出了明确的结论,从而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党的十三大,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进一步总结了建国3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了党在工作中的失误。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的报告中已阐述得很透彻。我们的志书,有什么理由不记载失误呢?有的同志怕记载失误会犯错误,这是幼稚和无知,恰恰相反,志书不记载失误,才正是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在政治上没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我们的志书,只有如实地记载失误,全面地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情,才有利于人们正确理解初级阶段的理论,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增强改革开放的信心,把社会主义建设推向前进。
  三
  志书怎样记载失误,我认为应该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记载失误的内容
  《决议》明确指出:“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党的十三大也指出:“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年中,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发展屡遭挫折,人民生活改善甚微。”这说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我们党都发生过失误,特别是三年“大跃进”和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就错误的性质来说,一是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盲目求纯,对所有制追求一大二公三纯;二是在政治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政治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敌我,残酷斗争,伤害干部,其结果,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根据《决议》和十三大精神,志书记载失误的内容应当包括:
  1.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错误。社会主义改造总的是正确的,但后期也有错误。《决议》指出:“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于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1958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许多地方一年就完成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转变,社员闹退社,生产下降,应该予以记载。
  2.反右派斗争的错误。《决议》指出:“反右派斗争被严重的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要把具体做法和不幸后果记载下来。
  3.“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决议》指出:由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要把“五风”的具体表现、人民公社化的具体内容和做法以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严重恶果充分反映出来。
  4.“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决议》指出:“‘反右倾’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长了时间。”许多干部在运动中受到伤害,应该加以记载。
  5.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错误。《决议》指出:社教“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这是“文革”的前奏。要记述社教的过程、做法及对干部的错误处理情况。
  6.“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十年“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内乱”,“给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对运动的全过程,包括“红卫兵”破“四旧”,大串连,开展“四大”、“炮打司令部”,成立造反派,夺权,揪斗“走资派”,武斗和全面内战,“三忠于四无限”,“一打三反”,“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批资批修”、打总体战,批判商品化,“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都应该详细记载,以反映这场浩劫的真貌。
  总之,要根据《决议》和十三大的精神,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运用准确的资料,记载错误的起始、过程、主要内容和严重危害。由于事物千差万别,各地情况不同,错误有大有小,纠正错误有早有迟,错误的后果有重有轻等等,这就要充分地调查研究,从当地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精心选择和使用资料,把本地确实存在的、主要的、影响大的错误如实地加以记载,而不要盲目地、空洞地照搬照套。
  当然,在这失误期间,有时候,有的工作仍然作出了成绩,各项事业仍然取得了进展。例如“大跃进”时期,兴修了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和骨干企业,这是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应给予肯定。即使是“文化大革命”的某个阶段,工农业生产有所增长,这是全党和广大人民共同斗争的结果,也应如实地记载。
  (二)关于记载失误的方法
  志书对政治运动的失误如何记载?几年来,围绕着“宜分不宜集”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所谓“分”,是指把失误分别记载于大事记和有关篇章中;所谓“集”,是指设置专门篇章集中记载。从一些志书的内容看,前期出版的普遍采用分的办法,近期出版的两者均有。
  主张“宜分不宜集”的理由,从早期的情况看,很大程度是担心把失误写得太集中、太突出,会有损党的光辉形象。后来,有的同志认为,分散写,可以把失误在大事记和有关篇章中写详细些,同样可以写好,同时还认为,分散写容易组织材料,便于编写;也不易交叉重复,可以减少文字篇幅。看来,这种方法,最大的缺点是难以看出运动的全貌;如果在大事记和有关篇章中写得太细,又容易造成体例结构上的混乱。
  根据我的体会,我主张“以集为主,有集有分,集分兼顾”。“以集为主”,就是设立重大政治运动或重大政事纪略等专志或专门篇章,集中记载失误。“有集有分”就是在专题集中记载的同时,在大事记和各有关篇章中,根据各自的需要进行记载,大事记简略记载大事,有关篇章则记述政治运动失误对该事业、该行业的影响和后果。“集分兼顾”,就是要妥善处理交叉重复,统筹取舍,各有侧重,既避免重复,又反映相互间的内部联系,互为因果,相得益彰。这样写法的好处:一是可以完整地反映运动的起端、过程和结果,使人看清运动的全貌;二是可以写得具体些、深刻些,有利于人们吸取教训,引为鉴戒;三是在体例结构上眉目清楚,避免混乱。当然,这种写法,需要更具体、更充分的资料,需要另外安排篇章,增加收集资料和进行编写的难度。但是,只要努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三)关于记载失误的原则
  《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中指出:“关于建国以来的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述,要遵守‘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对于这条原则,有的拥护,认为是正确的,必要的;有的反对,认为这是框框,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束缚了人们的手脚。
  我们已经知道,“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是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来的正确对待和处理历史问题的重要原则。这个原则是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提出来的,它的前提是认定“文革”是错误的,要彻底否定“文革”;它的着眼点是不要纠缠历史旧账,把大家的思想引导到搞四个现代化上来。无疑,这个原则是完全正确的。《暂行规定》在1985年把它引为修志的原则,只要正确理解和贯彻实施,也是可以的。但是,就修志记载失误而言,“粗”和“细”没有明确的范围和标准,执行起来比较困难,致使某些同志产生片面的理解,把“宜粗不宜细”变成“只能粗不能细”,变成“只粗不细”、“有粗无细”,甚至把“粗”变成“无”,从而出现只报喜不报忧、失误成为空白的现象。
  认识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政治觉悟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在今天,我主张不宜再把“宜粗不宜细”作为修志记述政治运动失误的原则,而应该将它修改为“宜粗则粗,宜细则细,实事求是”。这样,更有利于人们解放思想,消除顾虑,正确地记载失误。
  据我的体会,在实际工作中,所谓“粗”和“细”的问题,关键是三个问题,一是数字问题,如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数字要不要记?“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能不能写?二是点名问题,重大错误牵涉到人,如造反派头头,当年的主要领导人,干坏事的主要当事人等,能不能点名;三是细节问题,那些可以写,那些不应该写,写到什么程度?这三个问题弄清了,“粗”和“细”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的看法:一是经过认真核实、准确无误、实事求是的数字,是可以记载的,一定的数字的量,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没有数字,就难以说明问题。二是对于点名,要十分慎重。因为,重大政治运动的错误,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是全局性的错误,对许多人来说,是执行的问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许多同志都说过这样那样的错话,做过这样那样的错事,都逃脱不了历史的悲剧,都是受害者。为此,党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总是强调要分析错误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而不应着重追究个人的责任。正像《决议》指出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注:指“文革”的错误)这是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邓小平同志也说:“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要着眼于开辟未来。”而且,过去犯过错误的人,许多都还在世,即使去世的人,也还有子孙后代。而志书是留传千古的,稍有不慎,则后事无穷。所以,志书记载错误时,除个别属于重大事件的当事人、犯有重大的罪行、已受到严肃惩处的以外,一般不要点名。三是对于那些武斗的具体场面、残酷刑罚的实施情形以及牵涉到具体单位、具体人、具体事而容易引起新的矛盾和纠纷、有可能影响安定团结的各种细节,都不应该记载。
  (四)关予记载失误应注意的事项
  1.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我们记载失误的目的,是要使人们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今后不再重犯类似的错误,从而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就要从全局出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派性观点出发,不能带有个人的恩怨得失,也不能纯客观主义的“有闻必录”。如果为写失误而写失误,写得乌烟瘴气,留下许多后遗症,这本身恐怕也是一种失误。
  2.在记载失误的同时,要记载党纠正失误的措施和效果。例如,对右派分子的改正,对“大跃进”以后的调整,对“文革”的拨乱反正,对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对旧体制的改革等等,都必须记载而不能忽视。这样,才能全面体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更好地体现党的正确、伟大,从而教育和激励人们坚信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3.要加强请示报告,严格审查把关。记载失误是严肃的事情,在实际工作中会碰到许多具体问题,会有种种不同的意见。这就需要通过请示报告和审查把关来解决。我们对各级志办的同志说:(1)实事求是,如实记载失误,不要有什么禁区,自己束缚自己;(2)按规定逐级送审,不同意见可请示上级党政领导或主管部门;(3)重大的问题或分歧,报请区编纂委员会或请示区党委、区人民政府解决。只要这样做,问题就能够妥善解决,我们就一定能够写出政治上合格的志书。
 
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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