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情信息研究

近现代广东经济和广西经济的交融互补

广西地方志办公室

  【摘 要】受珠江水系维系,自先秦时期始,广东与广西联系紧密,并称为岭南,唐朝中期以后才分为广东和广西两个部分。近代以来,随着商业活动的兴起和发展,广东与广西之间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双方依据各自资源交融互补。 

  【关键词】近现代;广东;广西;交融;互补 

  【中图分类号】 K291/29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3-434X202003-0053-08 

  自古以来,广东和广西同处于珠江水系,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均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开埠通商与内外贸易的扩展,位处珠江上下游的广东与广西之间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双方依据自身经济发展进程的特点和需求,围绕着人力、资金、技术、商品物资等方面,建立了长期而频繁的交流。近些年,学术界多从地缘政治学和经济地理学对近现代两广经济发展进行研究。如,滕兰花先生在《明清时期两广的地缘政治关系及其影响》中引入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分析两广地缘政治关系以及对广西区域开发的影响。黄滨先生在《明清时期广西无东不成市布局研究——广西城镇经济网络渊源溯探之一》《论近代广西城镇经济的无东不成市格局》《无东不成市格局独成广西原因初探——泛珠三角中两广经济联系的历史透视》《城镇经济网络结构无市不趋东对近代广西经济的影响——粤港商业经济对广西经济辐射研究之四》四篇文章中,对广西全省性无东不成市格局进行多维度的分析和研究,深入地揭示了无东不趋市现象对广西近代经济的影响。韦国友先生和陈炜先生在《近代珠江流域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分工与互补———以两广为中心的考察》中认为两广依据自身经济发展进程的特点和需求,共同推动了近代珠江流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本文综合学术界对两广经济发展的研究,尝试从两广的地缘政治关系、广东对广西经济辐射、广西对广东的经济推动三个方面分析近现代广东经济和广西经济的交融互补,以求教于方家。 

  一、广东和广西的地缘政治关系 [1  

  地缘政治是政治地理学中的一项理论,主要是根据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它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又被称为地理政治学。广西毗邻广东,同属珠江水系,在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都避免不了区域地缘政治关系方面的影响。 

  广东和广西同属岭南,同处珠江水系,地域相邻,西江在广西梧州汇集各支流后流入广东,两广之间有西江作为交通纽带。先秦时期的西瓯、骆越先民是两广的土著先民。在唐朝中期以前,广东和广西被并称为岭南,属于封建王朝的一个政治管辖区域;唐朝中期在岭南地区分别设立岭南东道和岭南西道,岭南才开始分为广东和广西两个部分。到宋代时,封建王朝在岭南设置广南路,直到宋太宗末,以岭南道为界线,广东在东边就叫广南东路,广西就叫广南西路,分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这是广东、广西名称的来历。元代时,广东地区归江西行省管辖,广西地区归湖广行省管辖,今海南省和雷州半岛同属湖广行省管辖。到了明朝初年,由于广西壮、黎、瑶三个民族反明起义猛烈,朱元璋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把黎族聚居的海南岛、钦廉地区、雷州半岛一并划归广东,以便加强控制。一直到1949年广东解放,钦廉地区隶属广东省南路专区;1950年钦廉专区成立,下辖合浦县、钦县、灵山县、防城县等县;1951年钦廉专区改称钦州专区,同时钦州专区改隶属广西省;1955年钦州专区改称合浦专区,复改广东省管辖;1965年恢复钦州专区,再次划归广西管辖,此时的广西已经正式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至此,钦廉地区隶属广西终于尘埃落定。 

  纵观历史,广西和广东除了在政治上的关系非常紧密外,也由于自然条件上的相似性以及经济方面的互补性,直到明清时两广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东西两广,虽分二省,其实共为唇齿之邦。 2 ] 

  二、广东对广西经济的辐射影响 

  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在宋代以前一直在北方,因此,广西桂北地区因接受到北方的影响而较早得到发展,而且随着灵渠漓江桂江西江水道的开辟和发展,广西的经济开发呈现出自北向南推进的格局,并一直保持到明代。明代时,随着人类航海事业的繁荣和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广州凭借港口和外贸成为南方政治经济中心,并以此为极点辐射周边,形成区域经济市场,沿着西江流域向广西辐射,出现了自东向西的梯级开发格局。 

  (一)广东对广西区域经济布局的影响 [3 ]  

  近现代的广西城镇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因受广东的绝对辐射影响而形成无市不趋东的布局结构。 

  西江作为珠江最大的支流,连接着广东与广西。西江水系自东向西,汇聚着桂江、贺江、南流江流域、罗定江、新兴江等支流,梧州成为各支流的交汇点。各支流里的桂江、浔江、北流江、郁江、黔江、左右江等也就成为了两广经济格局中的支点,形成了以河流放射性分布的经济辐射格局。广东商人借助便利的西江航运,以会馆为基点,建立起地跨两广的商业网络,形成了影响力很大的一支经商移民队伍。 

  由于辐射影响下呈现的无市不趋东经济格局,自然也就出现了广东商人数量和影响力在广西境内随着距离递减的分布规律。即,明清时期广西城镇经济发育的总体格局只能是:最靠近广东而且处于两广航运交通出入口的东端城镇经济的发育程度最高,发展规模最大,而由此往西,随着地理距离的拉长,城镇经济发育的程度和规模则相应递减,直到广西西部区域则减至非常微弱的状态。因此,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商人势力在广西的分布情形,大致有三类: 

  第一类,广东商人绝对占有市场份额的区域。此区域为最靠近广东且为各支流的总汇的梧州市和航运便利、支流交汇的贵县以东的浔江西江段城镇。该区域广东商人定居或来往的总量最大、比例最高。如,1933年梧州可知籍贯的商家共有795家,其中广东籍占了505家,为总数的64%。民国时期广东商人比重在大安镇占80%以上;在桂平县的江口镇占了80%左右;在贵县县城约占75%,等等。该区域城镇不仅是新兴的五大行业,而且包括传统、分散的小行业小商店等,也大多都是广东商人开办和经营,本地商人以及其他省商人的势力微不足道,占有极少的市场份额。 

  第二类,广东商人相对占有市场份额的区域。此区域主要包括桂南区、桂西段南区、桂东北区大部分。此区域城镇中,广东商人的总人口和比例次于贵县以东至梧州的浔江西江段城镇,广东商人的人数少于本地商人,但由于广东商人集中开办和经营近代兴起的新的主干行业如经纪、批发、银号、运输、新式工厂,在当地经济领域里仍然起主导作用。因此,属于广东商人相对占有市场份额的区域。 

  第三类,广东商人占有的市场份额处于弱势的区域。此区域只限于龙胜三江以东、桂林以北的桂东北少部分地区的城镇和桂西段北区以及玉林、博白、宾阳的个别县份。在这类区域的城镇经济中,龙胜三江以东、桂林以北的桂东北少部分地区的城镇靠近江西和湖南,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更受湘赣的影响,因此,湘赣商人在该地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桂西段北区距离广东甚远,没有水运到达,交通十分不便利,广东商人很少到达该地经商。至于玉林、博白、宾阳等部分县份,当地人民经商热情高,民营经济发达,特别是玉林素有扁担精神的经商传统和美誉,而且没有大江大河直接连通广东,因此,广东商人难以渗透该地经济领域。 

  此外,近代新兴六大主干行业,也是桂东端城镇门类最齐、规模最大,而随着向西移动相应递减。如1933年,梧州有56个行业,南宁有51个行业,百色只有32个行业;行业规模亦趋递减,如使用发动机的工厂在梧州有29家,资本额15万余元,在南宁则减为10家,资本额减为2万多元,而到了百色则仅有1家,龙州连1家都没有。经纪、银号等各行情况也相同。因此,近现代广西最大中心城市既不是当时的省会桂林和中部的柳州,也不是西南部的南宁和南部沿海的北海,而是各支流的总汇、最毗邻粤港澳、直接承受经济辐射的东端城市梧州。 [4 ]  

  (二)广东对广西本土经济的带动 [5 ]  

  无东不成市格局对于推动历史上广西社会经济发展曾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它使落后的广西与全国最发达的广东以及香港、澳门直接联系在一起,使广西在全国少数民族省区中处于较为优越的经济区位上,它从广东向广西地区输入了极其重要的劳力、资金、技术、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生产力要素,以区域分工杠杆,激活了广西的诸多优势,推动了广西市场的初步发育,孕育了广西作为大西南出海主通道的雏型,为当今广西区域经济战略地位改变奠定了重要基础。 

  近代以来,靠近广东以及西江黄金水道便利优势让梧州成为广西城镇经济体系的总中心,同时也就拥有了优良的投资环境:商帮实力雄厚,各类客户众多,各种信息灵通,工业机器设备、工料来源丰富,交通网络发达便捷,产品销售便捷等,是当时广西所有城市里所仅有的。因此,晚清民国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公营(国营)的较大型的现代化企业和事业大多集中在梧州,如光绪三年(1877年),当时的清政府广西当局就创建了梧州炼锑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桂系政府发起的大规模广西建设运动中,广西的公营现代化工业建设进入高潮。梧州市先后于1927年建立梧州电力厂、1928年建立梧州硫酸厂、梧州自来水厂、梧州卷烟厂等,这些工厂无论从资金投入、科技骨干水平,还是动力设备的新建程度和生产规模、管理水平等方面来看,均是当时广西全省之冠。 

  广东对广西的带动力还体现在,晚清民国时期,孕育了桂东南商帮、桂南商帮。在过去的广西一直没有上规模的商帮,即使是资本主义经济活跃的明清时期,在桂东南也尚未出现本地商帮的身影。直到晚清民国,广东经济的发展和广东商人的进入,带动了桂东、桂东南农村商品贸易经济的率先活跃,农业商品性产品大量增多;新信息、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也让桂东南地区成为广西思想最开放和接纳各种人才的地区。在这种影响下,桂东南、桂南的农民也开始发生较大批量涌入城镇务工经商的社会现象。势头之大,大有超过广东商人之势。如,1933年玉林总共有商家436家,广东商人仅35家,广西商人却有400家,其中玉林商人387家。玉林本地人不仅商家数多,而且还把持着新兴的主干行业,如苏杭纺织品行本地人有8家,粤商仅1家。玉林商人又在本地工商业相对饱和的情况下,模仿广东商人拓展的方式,结成商帮,向桂中、桂西南、桂西北等广西的边远地区辐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南宁、百色、龙州、宜山和忻城、宾阳、柳州等重镇,都出现了玉林会馆或同乡会。西林、隆林、南丹等极边的山区,也时常可见玉林商帮的足迹。桂南沿海钦州、廉州、灵山等地商帮的兴起也类似于玉林商帮。总之,桂东南、桂南商帮的崛起,在广西商业史上具有突破意义。它终结了广西没有从事长距离贸易的本土商帮的历史,标志着广西市场经济已经开始形成。 

  此外,在明清时,广西境内的城镇经济行业一般只有传统的苏杭、土产收购、典当、手工业作坊、交通运输、水面六个行业。这六行业属于简单商业的三环节(生产者销售商消费者)模式水平,但在受广东辐射影响最大的桂东南地区,行业发育已逐渐步入较复杂商业的五环节(生产者代理经纪商批发商零售商消费者)模式水平,甚至在传统的六个行业之外出现了新行业经纪行和百货批发行。如道光年间,梧州仅专营柴碳方面的经纪行就有10多间,而且经营规模巨大,每家约年均经销柴木下广东多达一百几十万斤;桂平江口圩也出现了经纪行而且是当地最大的店铺。贵县最大商家粤商林宝昌号是一个大型批发店。经纪行、批发行虽不进行直接的门市经营,却是商业社会化进一步发展的新行种,具有中介、协调各行商家以及手工业、农业与商业之间的重要功能。它们在广西的出现较多是进入近代以后的事,但以上桂东南各城镇在清代中叶即率先形成,反映了靠近广东的广西桂东南区域城镇经济行业发育在全省具有领先地位,这也正是广东对广西本土经济的带动作用。 

  (三)广东对广西经济辐射最强的原因 [6 ]  

  与广东毗邻的省份有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四个省(自治区)。从历史上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近现代的广东因为毗邻香港、澳门,因而得到大量的资金和机遇率先发展起来,并以此为中心,辐射周边4个省(自治区)乃至全国。然而,却只有广西接受到广东最强的经济辐射。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天然便利的交通条件。珠江是我国南方的大河,也是我国第二大河流、中国境内第三长河流,流经滇、黔、桂、粤、湘、赣等省(区)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东北部。在广东省内,珠江包括西江、北江和东江三大支流,其中西江最长,流量大、落差大(达760米),通常被称为珠江的主干,航运条件也是最为优越的。而广东商人需要到邻省做生意的话,各自的路程便利度各有不同。如,广东商人进入福建,若走内河,经东江以后,仍要经过陆路才能跋涉入闽,因此一般都只走沿海大道一途。广东商人进入湖南唯一的一条通道是:由北江骑田岭山道来水湘江;广东商人进入江西唯一的一条通道是:由北江大余岭山道章水赣江。因此,广东商人进入湖南、江西两省的唯一通道均需要通过河床浅、河面窄、流量小、航运载重少的北江水路,然后再分别登陆、翻越山岭,才能分别进入。相比较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商人进入广西不仅可以通过西江,直接贯透广西全境,同时还可以通过南海沿海海岸航线直接连通广西沿海,从北海、钦州、防城登陆进入广西。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期,基本实现水运轮运化和机电化,进入广西的水运条件更显便利,这使得粤港商品经济的辐射在陆地邻省中唯对广西的辐射最为直接、程度最深,使得广西独到地形成了无东不成市格局。 

  二是经济发展的差距最大。广西由于距离北方政治经济中心甚远,再加上历史、自然和社会等种种原因,历来都属于我国经济开发较晚的地区,直至民国,这一格局基本仍未改变。1949年时,仍被称为贫瘠省份。据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民委调研报告,广西土著的壮、瑶、苗、侗少数民族人们,生产力仍很低下,在桂林、柳州、南宁一线以西,占广西面积过半的区域,土著居民的农业仍很原始、粗放,可耕地利用十分有限,刀耕火种,广种薄收,仍然比比皆是。人口的生息繁衍,也最为缓慢,即使在明清时期由于广东、湖南、江西三省移民移入一些开发得比较充分的地区,但区域内也仍有不少地方情况类似,如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防城县志》描述,当时土著居民的农业还处于旱不求水,涝不疏水,既无粪壤,又不耕耘,一任于天的状况。广西的农业生产和发展远远落后于广东、湖南、江西、福建四省由此可见一斑。 

  同样,在手工业、工业方面也是如此。手工业方面,广西土著经济中一直缺乏类似于福建、江西、湖南那样可与广东商品相抗衡、具有跨省区辐射能力的商品化手工业大宗产出。工土之民朴拙,不习奇技淫巧之类记载,在广西各县旧志中比比皆是。在桂西区域的普遍情形是,往往连一个本地专业铁匠、木匠、泥瓦匠都没有。即使在手工业较发达的桂东区域,也远不能与广东、湖南的手工业相比。据20世纪30年代千家驹等人调查,宾阳的瓷器手工业虽在广西颇有名气,但是因制法笨拙,致其销场,不惟未能达之省外,即连西江下游,亦无人问津。现代工业方面,1947年,广西规模较大的现代化工厂仅有88家,同期广东则有1117家(尚未含港澳),湖南有405家。广东的厂数是广西的12.69倍,湖南厂数也是广西的4.60倍。 

  广西的农业和工业水平低下,自然造成本地商品处于弱势地位,连带广西商人的势力在本地也弱于其它外省商帮。因此,在毗邻粤港地区的所有省区中,只有广西经济发展水平最落后,与粤港地区形成的经济差距最大,这使得粤港商品经济能够以绝对压倒优势推移入抵,广西也就成为接受广东经济辐射最强的地区,广东商人在广西成为执掌经济牛耳的势力。 

  三、广西对广东经济发展的推动 [7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江水系航运发展迅速,两广间经济往来主要依靠西江的水路运输。据资料记载,当时广西可通航的河流有937条,纳入西江的达748条。马依、舒瑞萍的《广西航运史》记述:光绪年间,外商乘船经肇庆抵梧州,认为其航运条件胜于美国之合顺江、德国之黎江也。西江航运的迅速发展,造就了广东和广西频繁的经贸往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互补互动的密切经济联系。 

  (一)广西土特产品为广东外贸发展提供货源 

  近代广西与国内外市场的经济往来中,绝大多数产品均需依存广东传输至国内外。1897年梧州开埠通商后,逐步形成了以梧州为中心的近代广西城镇商业市场网络,梧州发展成为广西对广东商品输出的桥头堡,起着两粤之襟带的作用。 

  据《民国时期广西对外贸易》及民国时期《广西经济》等资料显示:民国以来,广西随着国际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大及自身城镇商业市场网络的不断完善,输出的农贸产品如桐油、矿产品、牛皮、桂皮、桂油及鸭毛等土特产品数额也随之快速增长。民国元年广西三关出口值714.52万海关两,民国9年增至936.86万海关两,民国17年达到1206.22万海关两,这些商品中约有40%经广州、香港等地转出口国外。 

  193512月,新桂系实施贸易统制政策,成立广西出入口贸易处,在梧州设立总部,并在八步、平乐、柳州、南宁、香港设分处,统制了广西桐油、茴油及矿产品钨、锑、锡、锰的出口,其中梧州总处主管省内购、运、销三方面业务,香港分处专司对外抛售,省内分处专司收购贸易处所运销的产品。有关近代广西向广东市场提供外贸货源的情况参见表1: 

  文本框: 表1 近代广西三关部分商品出口货值统计表(民国16年至20年平均数) 

商品类别 

贸易值(毫币) 

经粤港销往国外值(毫币) 

经粤港出口国外比重 

   

2500000 

2500000 

100% 

   

2600000 

2600000 

100% 

桂制品 

500000 

450000 

90% 

   

500000 

400000 

80% 

茴油等香油 

1000000 

800000 

80% 

   

300000 

300000 

100% 

   

40000 

32000 

80% 

  资料来源:《广西年鉴》第一回,1933年,412413页。  

  近代广西与国内的埠际贸易也大多经由广州、香港等沿海商埠中转完成。民国22年潘载生《广西大宗出口贸易调查报告》及广西省政府统计处《广西年鉴》第一回记载:广西运往广东的商品中,土糖、八角、茶油、茶子饼、火蔴一部分经广州、香港运往华北各埠。广西销往华北各地、天津、上海、青岛的食糖(年约350万斤),销往华北、东北的八角等都是由各地汇集梧州输出广州、香港,再由广州、香港运往上海,终由上海组织分销。1933年经由广西向粤港输出鲜干果60万元(毫币),其中有80%转运上海;输出麻4万元,有70%转运上海。赤糖60万元,有50%到穗港后运至上海、华北等地销售。 

  广西各地城乡土特产经由城镇商业市场网络运往广东,不仅繁荣当地商业与港口贸易发展,连带推动城镇原料加工业的发展,同时,对腹地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也起到了互相推动的作用。 

  (二)广西货物是广东居民日常生活消费品的主要来源 

  广西谷米运销广东其时已久。有史料记载粤东人稠地窄,谷米不敷,仰赖广西兼资湖广”“广西中岁谷入辄有余,转输络绎于戎(圩),为东省赖。可见,广西是近代广东居民日常生活所需食用品的主要供应地。 

  清末至民国时期,广东商人在广西各江河流域城镇均设置谷米收购点,收购谷米后汇集梧州运往广东市场。据孔繁琨的《广西谷米运销》、郭松义《清代的粮食贸易》记载:每年的夏秋季节,每天均有5千到1万石稻米从梧州运往广州,梧州一个圩市交易量可达2030万斤。民国以来,广西谷米每年途经梧州运往广东者,年约400万石。另外根据民国中期的调查:广西谷米出梧州进广东的销售场所,最大为西南,其次为广州,再次为三埠、都城、佛山、广利、江门等地。其它比如德庆、悦城、高要、官山、鹤山等埠也是广西谷米的销地。民国中期,广西谷米在广东各区域的销量如下:西南地区年销米60万担,谷5万担;广州米22万担,谷13万担;三埠米10万担;都城米8万担;佛山米8万担;九江米6万担,广利米4万担,江门米3万担。 

  除谷米外,广西每年运往广东市场的还有大量的食用油和家禽、牲畜等。1921—1931年,梧州专营鸡鸭出口广东的商号有20多家。梁桂青《解放前梧州工商业发展情况及其特点》《广西地方史民族研究集刊》统计:1923年以来,梧州每日运销香港的生鸡有160笼(每笼100120只),鸭平均60007000只。为缩短鸡鸭等家禽运往广东的时间、提高其质量,民国时期广东商人还在梧州设置大牲堂,专为江口、平南、大安、濛江、藤县、梧州等7埠的鸡鸭商人服务。这些鸡鸭主要供应珠江三角洲地区居民。其它如猪、牛、羊等牲畜产品也输往广东、香港等地。据赖彦于《广西一览》记述:猪是当时广西大宗出口之一,每年运销广东香港,约值由400万增至700万元,广东占7/10,香港占3/10。产猪最多者为贵县、平南、桂平、北流等县。张先辰《广西经济地理》载:民国22年,兴业、桂平、郁林销往广州的生猪有5200头,货值约12.32万元。牛也是广西大宗出口之一,产牛最多为武鸣、宾阳、上林、那马、恩隆及左右江流域各县,多沿水路先运到龙州、百色、南宁等地再汇集至梧州,由梧州出口。《民国25年广西全省及八大城市(梧、邕、柳、贵、郁、桂、融、宜)出入口贸易概况》载:每年运销香港者,约值100万元;香港占9/10,广东占1/10,全经由梧州输往广东、香港。 

  此外,近代广西的装捞业(包括向上装捞和鱼苗培养)主要服务对象也是广东市场。近代广东城镇消费市场快速发展而未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反而实现了工商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广西长期以来源源不绝的日常生活消费品供应。 

  (三)广西为推动广东工业发展提供市场环境 

  近代广东城镇工业经济的发展,不仅与广西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且也有赖于广西城镇商业市场网络发展所带来的大市场环境。两广围绕工业品的生产协作与销售,以城镇商业市场网络为纽带和载体建立了广泛的商贸往来。这不仅为广东城镇工业发展提供便利的市场条件,同时也促进了广西城镇工商业的发展,形成双方在经济上互补互动、密不可分的合作局面。 

  近代广东工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广西为其输送原料和提供销售市场。进入20世纪以来,广东城镇工业发展加快,据1912年农商部统计,当时广东有工厂2426家,其中织造工厂类413家,机器及器具工厂类189家,化学工厂类1154家,饮食品类560家,杂工厂类109家,电气厂1家。城镇经济结构的高速发展,对生产原料的需求量十分巨大,必须不断通过贸易从外地市场购进。这个外地市场主要的邻近的广西市场。如近代广东城镇手工业和机器缫丝业需要大量的柴炭,用以烧炼、烤饼、烘蚕茧等,从而刺激带动了广西柴炭出口业的急速发展。梧州、南宁、柳州等地的广东商人纷纷在当地开设燃料收购点,组织柴炭运销广东市场。梧州作为商品输出广东市场的中心,也是柴炭出口广东的最大集中地。清末梧州每年有1000多万斤柴炭运往广州、江门等埠销售。 

  近代广东城镇机器缫丝业的发展也助推了广西桑蚕业的发展。马丕瑶《酌保桑蚕出力员绅折》《马中丞遗集》卷三所载:18915月,广西全省种植桑树约达2.67亿株。当时桂东南的平南、容县、贵县、苍梧等地桑蚕业十分兴盛。据《平南县鉴》载:桑,本县沿河一带所植为多,用以饲蚕,蚕茧缫丝,为农民最有利益之副产品。为了组织生丝出口,广东的商人不仅在梧州开设大型的丝绸庄,而且在各桑蚕产地市场遍设收购行号,形成了架构严密的商品收购系统。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载:在容县,粤商雇佣几位育蚕专家,并建立了六家丝店收购生丝,成绩甚为良好。丝的品质优良,运到广东、香港后每担成本约为340元。清朝末年,桂西镇安府也出现遍地皆桑,丝茧广出,丝行纷纷开设的景象。此外,近代广东城镇电力、船舶制造业及钢铁冶炼生产所需的煤、焦碳等原料大部分也是由广西供给。《平桂矿务局志》载:光绪十年(1884年),广东官矿局派人组建广利昌、元亨利等公司,在贺县西湾用土法开采煤并收购本地人采出的煤,运回广东供生产之用。直至民国时期,西湾官矿局等机构组织生产和收购的煤仍大部分运往广东销售。外销煤、焦碳主要客户是梧、穗、港一带的钢铁厂、电力厂及轮船公司。 

  近代广西还是广东工业制造品的重要销售市场,广东工业制造品沿西江流域销往广西境内城乡各地。梧州作为近代广西经济中心城市,其进口的货品大部分也是经广东地区而来。马依、舒瑞萍《广西航运史》载:1904年,梧州进口货物价值751万余两关平银,其中经香港而来者为748万两(有150余万两为中国沿海各埠的土货由香港运来),经广东和三水运来为3万余两。张先辰《广西经济地理》载:连地处桂西的百色城也是厢外市肆喧闹,舟载马驮,百货云集,类皆来自东粤……,非土产也。近代广东输往广西的工业品中,数量最大者为棉布、棉纱。据1932年调查统计:当年广西部分地区贸易局购买广东生产棉纱布货值为:郁博局3469元(毫币),贺县局3.48万元,全县局1373元,怀集局1.34万元。南宁经营广东棉纱业的约30家,以广东商人最多,资本有3—5万至数10万不等。此外,近代广西城乡市场上出售的瓷器、火柴、文具、衣着、绸缎等商品大多数均产自广东。 

  四、小结 

  近现代广西经济和广东经济形成交融互补、密不可分的发展格局,主要得益于两广间便利的珠江水系航运系统。两广间的经贸交往促使广西形成了遍及各地的城镇商业网络,并逐渐冲破了分散、狭隘、封闭的格局,从而与广东市场建立起广泛的商贸往来,促进了双方的经济交流。这既为广东城镇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市场条件,也促进了广西城镇工商业的发展,促使双方的经济联系向更深层次的互动良性合作方向发展。而两广经济联系的日益加强,必将在更广阔范围内推动广西经济的发展。 

  (作者: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杨镇火  覃志婷,原文载于《广西地方志》期刊2020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参见滕兰花:《明清时期两广的地缘政治关系及其影响》,《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1. 

  [2]参见《朱批奏折》,雍正八年九月初九日,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奏. 

  [3]参见黄滨:《无东不成市格局独成广西原因初探——泛珠三角中两广经济联系的历史透视》,《学术论坛》 2004年第6. 

   

  [4]参见黄滨:《论近代广西城镇经济的无东不成市格局》,《广西大学学报》1993年第4. 

  [5]参见黄滨:《明清时期广西无东不成市布局研究——广西城镇经济网络渊源溯探之一》,《广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3. 

  [6]参见黄滨:《城镇经济网络结构无市不趋东对近代广西经济的影响——粤港商业经济对广西经济辐射研究之四》,《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1. 

  [7]参见韦国友、陈炜:《近代珠江流域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分工与互补——以两广为中心的考察》,《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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